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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得芝先生到我所任教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校要找一个会讲中文的教授来接待他们，所以就安排我接待陈得芝先生。那几天我负责开车陪着他们到温哥华各地方参观，可是那时候学校不放假，我还要上课。有一天我跟陈先生说：今天我有课，不能陪你们外出，你们自己随便参观吧。陈先生说：既然你上课，我们也不出去了，一起去听你讲课吧。那天我讲的是李商隐的诗，听了我的课以后，陈得芝先生说：你讲得非常好，你什么时候回国，一定要到我们南京大学来讲演。他把联络方式留给了我，我答应他回国时通知他。陈得芝先生是研究蒙古史的，王国维先生也研究蒙古史，恰好我正在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们对王国维先生都十分敬仰。1979年我到北大、南开讲学时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回国的信息。陈得芝先生很高兴，他一定要我到南京大学去作一次讲演，所以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京大学就是陈得芝先生安排的。

我记得是坐火车去的，陈先生亲自到车站来接我，帮我拿行李。我在南京大学的讲演是在中文系，我讲课的那天早上，他们告诉我，程千帆先生要来见我，可是程千帆先生那天有课，下了课就来。我记得那天我的课讲了差不多有一半的时候，程千帆先生来了。这时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先生已经在两年前因车祸去世了，大家都说真可惜，要是沈先生在世的话，你们两位女词人聚会一下多好。那次演讲他们还安排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老师来听讲，其中就有金启华先生，所以南京师范大学又请我去讲了一次，金启华先生还陪我拜访了唐圭璋先生。我和程千帆、孙望等几位先生还聚会了一次，大家都吟诵了自己的诗作和词作。

我跟程千帆先生认识以后，通信很频繁，他还把他整理的沈祖棻先生《涉江诗词稿》寄给我，是自己印的那种很简陋的本子，同时寄来的还有他和沈祖棻先生合编的《古诗今选》上册、他自己写的关于唐人边塞诗的论文，后来程千帆先生又陆续约我去南京大学讲过几次课。

那时，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几乎断绝，国内学界很愿意与海外学术机构及学人建立联系。程千帆先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写信让我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欧美著名汉学中心（包括图书馆、研究所及大学亚洲学系）的名称、地址及主持人；

二、欧美著名东方学（汉学）学术刊物的名称、出版地址及主持人（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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