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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第二次打击对我其实是最重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一生。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打击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地读书上学，在学业上有师友的鼓励支持，在生活上还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成为一种锻炼，而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第二次打击到来时完全不是这样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身在台湾。我先生被海军拘捕死生未卜，当我经过拘审带着女儿从警察局出来以后，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这还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先生本身的问题。

关于我的先生，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1978年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的后叙里也简单说过一点，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肤浅的，真正的情况我没有写，我所说的其实已经隐藏了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我说他从监狱出来以后性情发生变异，实际上是一个借口，我不愿意只说他的不好，就归罪于多年的监禁使他变成这样。其实不然，是他本来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说，是因为我一向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何况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隐瞒了很多，现在有些事我以为也还是不说为好。

这么多年，我虽然一直不对人说这些事，但是我的诗里其实还是有些流露。在我的诗词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儿去世时，我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曾经说：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说真的，我人生最伤痛的就是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后两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我吃苦耐劳地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我的大女儿当初跟我一起被关，赵钟荪被关了将近四年，是我一个人带着她，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为命度过的那几年啊！所以大女儿逝世后我说“一生劳瘁竟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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