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深刻指出：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政治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而经济领域更是其重中之重。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绝不是富民，其成效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但这主要是加重赋税和大力搜括的结果，并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其富国是创建在穷民的基础之上。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这样的变法只能走向失败。

人们对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判定，真让人有些目瞪口呆。当然也有一些折中分论的评价，但也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其事实到底如何呢？看来任何人想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判，都是不自量力的，它确实已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史家难题，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

第五章

王安石为人之谜既然王安石做的事情如此难下定论，那么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对王安石的为人，包括其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游、个性特征、生活情趣等方面，人们同样众说纷纭，个人形象相当复杂，褒贬毁誉参半，难以准确评判。

《墨客挥犀》说，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读书人，其嗜书之痴，运笔之神，令人慨叹。“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并胸有大志，决心不做俗儒，学以致用，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数年后任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似也颇有政绩，迁知常州，改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又调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万言《言事书》，直指朝政弊端，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良方案，表现出一个朝廷官员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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