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法部（原刑部）任职的许世英民国时期历任总长、总理等要职，晚年在台湾留下半本口述回忆录，其中对自己当年参与审汪一案津津乐道：对于汪精卫，虽然我不能说得上我曾在他谋杀摄政王一案中救了他一命，但我的确曾使他在狱中少受了不少苦痛，和使他早日获释。……我虽是满清的官吏，对这些可敬的年轻人也寄以同情。所以当汪案被指定由我审判时，我便毫不推辞地接受了。

……当案子分发给我时，与案俱来的一道命令，要我为汪精卫加上脚镣手铐，但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汪精卫是个文弱书生，他绝对逃不了，而况且那时的革命党人，都显示了不怕死的磊落精神，也决不愿做逃犯。我甚至大胆地承当了“如果汪精卫逃了由我许世英负责“的责任，决定不给汪精卫上镣铐。

我提审汪精卫，先把这段经过告诉了他，然后对他说：•‘我指定你们都是有抱负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抱负写下来，我替你奏呈太后去。”汪精卫在他的看守室里，写下了他的长达一万余字的供词……我当时读了他的供词，亦深为感动，于是呈由堂官转奏。奉批：“让他革他的命，咱们仍做咱们的皇帝！”我于是把汪精卫开释了。

许世英说得如此笃定，称是亲历，似乎不由得人不信。然而，他的回忆在《人间世》月刊一发表就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他双目失明的亲家凌铁庵，一听家人读到这一段即表示异议，汪精卫刺摄政王是宣统二年（1910年）的事，那时许世英正因出席万国监狱会议赴美并去欧洲游历考察，人都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受命审问汪。回忆录也曾讲到他于1910年暮春出国之事。对于隆裕太后那个批语，一般认为不合她的性格。但他说：“我自己经过的事，难道还会有别人知道得比我自己更清楚更真实吗？”替他执笔写口述回忆的冷枫不无遗憾地说：“这些错误，却始终无法加以澄清。”

与汪精卫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回忆，直到他们获释前一天，才将脚镣去掉，两足才获自由，之前都是戴着脚镣的，因为是无期，所以下的是“死镣”。许世英所说不给汪精卫上镣铐的说法也有问题。更值得疑问的是，此案不是法部所办，而是民政部所办。黄复生回忆录说，被拘捕之初在区警察署，然后到内城警厅，厅丞章宗祥，这是民政部下属机构。

金祥瑞《我是怎样破获谋刺摄政王一案的》也说，汪精卫一案是民政部办的，民政部尚书是肃王善耆，“头脑比较清新”，不准用刑，不叫下跪，看了汪精卫写的供状，有爱才之意。这对于汪没有被处死，关系至重。当时在民政部内城总厅主事，负责审讯此案的王劲闻告诉金祥瑞，肃王把他叫去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几乎已经明示。还有人说，汪精卫在供词上捺手印时，见上面的罪名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说自己见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国人都在沉睡，是要借此警醒国人。汪精卫一看不是原供，不肯捺手印。几经劝说，说肃王向摄政王就是这么说的，他才肯捺。

黄复生回忆可以与此相印证，有一天他正在读书，肃王突然来，对他说：“现在最好读书，汝与汪精卫将来还可替国家办事。”移送旧刑部监之前，肃王亲自告诉他俩，官司已定，“不过我还在争这有期与无期之间耳”。又说：“你们所办的《民报》，我是最喜欢读的，不过我觉得你们的三民主义，似乎稍嫌狭隘了一点，在我以为要主张大同主义才好，我想将来不但中国要大同，就是世界都有大同的一天呀！”汪精卫回答：“我们的宗旨已揭橥于《民报》，王爷所谈，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故不能作答。”肃王称许他们到生死关头仍能坚持一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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