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使华北在风雨飘摇中又拖了几年，功过是非，如今看来绝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评定的，然而，当时举国上下几乎是一片骂声，“卖国”之类的砖头纷纷砸向他。这样的结果他在北上之前其实就已料到了，但他既抱定“我不人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即便万千唾骂集于一身也只能在所不顾了。
1934年夏天，黄郛正好在庐山避暑，有不再北返的念头。后来成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前往庐山，和他详谈过两次，除了在当时的报纸上做了报道外，《赣行杂记》中也记下了他们聊天的一些内容，现在看来仍是很好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了解历史的不同侧面。
王芸生第一次找他，说北方人多盼他早去，希望他能减轻战区民众的痛苦。他在感慨“恐怕无补于大局呵”之后说：“这一年来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却须时时对内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他到北平，日本人认为他既然没有办法，还不如趁早躲开，免得碍他们的事，一球拍要把他拍到南方来。而他到了南方，人们都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又要一球拍把他拍回北方去。他有个说法：日本人的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的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所谓北平政整会只是个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就是与虎狼打交道，随时都可能被吞噬，而且北方各省什么事都可以找上来，结果却又是什么也管不了。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个人毁誉还是小事。王芸生安慰他“外交家在胜利中求收获易，在失败中而不偾事难”，他说自己如果为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国家需要他唱这出戏，他只能牺牲个人。自己已经55岁，大小的官都做过，已无所求。“我以为国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诀：（一）放大眼光，（二）咬定牙关，（三）勒紧肚带。大家能本此三点奋斗下去，国家前途才有希望。”
他们第二次谈话时，王芸生发现他的态度积极多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在庐山住了许久，觉得这里确是热忱努力的干，这或者是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当时蒋介石等都在庐山办公。他问王在庐山上住了多日，感想如何，王的回答是“很有朝气”。他说，华北最大的危机是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一切都趋向消极。所以，要想挽救华北，首先要革除这种心理，尽心尽力去做，归根结底，中央与地方应该共同努力。
黄郛此次南下，本来就是一种消极的表示。与他接近的朋友也认为，以他的资望才力，可以为国家做其他的事，何必去北平敷衍关东军？可是在国家危亡的关头需要他这样一个人去北平与日本人周旋，明知这是往火坑里跳，他也只能牺牲自己。
等到王芸生写《赣行杂记》时，他已下山，即将起身北上。对他抱有同情的王氏说：“我们并不奢望他施展新猷，但使北方少些国际纠纷，减些民众痛苦，说来虽似平常，实是不朽功业！” ▲黄郭手札历史的风烟散尽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黄郛在庐山上对王芸生说的那些话，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国家出路的三句要诀。放在许多时候都不失其价值。
庐山上的邮电检查
庐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因为蒋介石喜欢夏天上那里办公，各路军政要员上山汇报、请示，络绎道上，牯岭成了政治中心，号称“夏都”，聚居三四万人，光是轿夫就有4000多人，一到夏天山上热闹非凡。而且五脏俱全。由于各路军政要人云集，电报局业务忙碌，1934年8月上庐山采访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充分领教了邮电检查的厉害，在《赣行杂记》中抱怨说，庐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邮电检查自然特别严密，但有时不免流于苛细。
那年8月30日，当时中国外交界的两颗大星颜惠庆、顾维钧上庐山，正巧被他撞上。第二天，他见到时任驻法公使的顾维钧，匆匆谈了十几分钟。他说：“在此外交紧急的时候，一般国人多觉得顾先生和颜先生不宜久在国内勾留。”顾听了这话不甚谓然，认为中国人没有知识，驻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国外。旋又掉转话题道：“我们也有苦衷，我们在外边办事，等于是留声机的喇叭，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且外交也是一种战争，大本营如不决定战略，一任前线各自为战。其害更甚于不战。我这次归国，一为向政府请示方针，同时顺便到各地视察，借以明了国内的情形。”
事后他去发电报，把和顾维钧的谈话发给《大公报》。其中就有这么一句：“余等仅为留声机之喇机，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检查员一看就删掉了。他对此很不满。认为检查员滥用职权，按照新闻检查的范围只应该限于军事、外交的秘密，以及领袖行踪，这个关于留声机的比喻究竟与国家大计有什么关系？他本以为是牯岭的邮电检查特別严苛。没想到中途汉口的邮电检查更离谱。有两次他给报社发的新闻电稿，牯岭已经放行，到了汉口电报局中转时却被扣留了。他在庐山接到通知，赶紧去找有关当局交涉，好不容易才下令由牯岭局电告汉口局放行，几经周折，等电报到天津，已晚了足足三天。他因此感叹：“一个电报，先经发报地的检扣，又经收报地的检扣，中间还要经转报地的路劫，真是难如登天。假使检查员真有见识，也还令人佩服，往往问题发生在情理和常识之外，真使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汉口电报局扣留了三天经大力交涉才放行的那个电报，是他在庐山上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采访，整个谈话的内容都是奖勉政府，鼓励人民，完全是有利于政府的宣传，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无情拦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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