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中华民国诞生时，南京只有一辆汽车，就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专车。有一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开着空车轧死了一个行人，南京警察总监吴忠信接到报告，立即下令扣押了司机和汽车。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说情，他也不放，就是要依法办理，最后这位总务局长到警察厅办理了赔偿手续才算了结。

吴忠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来是蒋介石信赖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1932年春天，正是国难当头、时局艰难之际，家乡安徽上一年刚刚遭遇大水，民生凋敝，疮痍满目，匪患严重，省财政捉襟见肘，机关发不出工资，有些学校都停了课，49岁的他受命出任安徽省主席。他以“清慎廉干”四个字为自己的施政要领，第一步先从取消特种营业税、裁处米捐开始，兴水利、修公路。整顿各级学校，到当年年底就有了成效，局面得到了扭转。他于是向行政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获准。

他有一种想法，要想繁荣社会，必须从“裕民”人手，而裕民之道首先就是节约政府的开支，1933年他把全省一年的预算从1600万元减到900多万元。

他修了从芜湖到南京的公路，他明白只有对外交通便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到一切都有了些眉目，民生得到恢复，这年5月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准许。实际上他辞职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事后他曾对朋友说起此事：“我回安徽做主席，是想为桑梓服务，但是有一批人专门捣乱，不是今天要某县缺，就是明天要某关卡，我对他们一律术买账的，他们就遇事兴风作浪，来反对我，最后，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把他们抓来，依法办理；一是我只有不干这个主席。可是我考虑结果，我如采取第一办法，不但难为皖人所谅解，就是我的祖宗坟墓，也难免要被人挖掉。所以我只有辞职。”

可见官难做，即使贵为封疆大吏，也有许多不得已的难言苦衷，甚至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下属，就是整天包围着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要想拒绝这种包围都很难，辞职是洁身自好、保持清白之身最简单的途径。官僚政治的逻辑实在可怕，除非能跳出这个框架，产生新的制度，这却是吴忠信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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