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看到资产阶级文化衰落的重要特征，即人口过剩、生产过剩、知识集中化时，他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该拯救这一文化。任何希望开展拯救行动的人都不得不倡导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至少这个方法能够消除大托拉斯的竞争。其次，这个人还要支持生育控制政策。再次，这个人会要求享有完全的著作和言论自由，以及代表小出版商利益的保障措施。另外，还要考虑“每月读书俱乐部”、电台、电影院的问题，可能的方法是不干涉他们，很明显，在民主体制下国家不能直接生硬地干涉此类问题。

不过，我认为产生在智力水平上有所区分的文化产品，这种希望并不大，我也不会要求太多。这只是意味着不该让《星期六晚报》一枝独秀，所以我们必须接受更平庸的报纸，因为据我观察，从目前新闻报业的发展来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 [日期不详，可能是11月—12月］

有没有人不考虑政治内涵而只从经济学意义上接受社会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任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运转陷入一个自行崩溃的混乱阶段，几百年来累积的文化成随之土崩瓦解，向勃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屈服，就好像荒弃的热带植物向丛林植被屈服一样；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来，精英阶层可以借此将经济生活置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而不必把政治权利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如果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毅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西欧文明就已经死掉了，消失了，没有希望了……

真有人相信当今英格兰、瑞典、中国或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吸引力和必然性与沙皇俄国时代的不差分毫吗？共产主义的信条具有完全的国际化的特性，仅仅把它视作一个精神因素，一个有关阶级意识的不可靠因素，而忽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所有差异，忽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这很显然是荒谬的。

1931年

1月，凯南将满二十七岁，在给姐姐的信中他写道：“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我应该成为一个波西米亚人，努力去思考。作为一名外交官员，一方面，我只能在婚姻和愚蠢之间选择；另一方面，是在婚姻与精神疲惫、枯燥无聊、虚度时光之间选择，我选择了前者，我会尽快采取相应的行动。”[28]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与二十岁的挪威女孩安娜莉丝·索伦森相遇相爱。两人在1931年9月11日举行婚礼，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七十三年。

● 3月8日，瑞士冬季度假胜地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的雪橇出租车，还有开车的司机，他们看起来更像外地人而非本地人。他们的脸庞晒得黝黑，整日里用一种几乎难以辨别的德语交谈；主街上熙熙攘攘，交通混乱得令人吃惊，从早到晚一直如此；不戴帽子、闲庭信步的行人；戴着墨镜、拄着雪杖、面色严峻、意志坚定的滑雪者，他们估评估滑行风险的方法很独特，雪橇压过满是积雪的地面会发出干涩的沙沙声，这就是他们判断危险的不二法门；酒店的服务生用小雪橇运送客人的行李箱和旅行包；结实的黄色邮车车轮上缠着防滑链，后面拖着游客的雪橇；牵引机拖拉装雪的翻斗车；当地人的小雪橇由一对对警犬拉着，它们很兴奋，用力拖拽着雪橇。雪橇上的铃铛声，公共汽车的鸣笛声，雪橇在积雪地面前进发出的摩擦声，还有远处滑雪场喇叭里传来的嘈杂音乐声……

一起游玩的，是来自四五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各色各样的德国人，其中有一位迷人的青年，他长着灰色的卷发，黝黑的脸庞，还有单薄而不讨人喜欢的嘴唇。缺少丈夫陪伴的英国少妇，她们看起来面容冷漠，却极力表现出快乐的样子，结果只是徒劳。一个身材魁梧、前额稍窄的美国大学生直言不讳：“我宁愿笨嘴拙舌也要体魄强健，反过来我可不干。”还有一个法国家庭，一对荷兰夫妇，他们的教养和姿态显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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