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儿为英国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一旦开始喜欢你，就会对你坦诚相待。就个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不是聪明的美国人的对手。但是，如果利用这一点的话，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总体来说，他们是相当正派体面的人，比我们拥有更健康、更睿智的本性。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学习他们、迁就他们，偶尔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在美英关系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英国和他国关系上支持英国。毁掉他们，无疑就是割断我们自己的根。对一个基本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并兼具新世界观的美国来说，我们该用什么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构建一个持久的意识形态根基呢？

1932年

对凯南来说，1932年是艰难的一年。在柏林完成俄语的学习之后，他没有被派驻苏联，因为当时华盛顿政府仍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他被派往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在这个被遗忘的国家里负责情报通信工作。凯南与妻子安娜莉丝的婚姻很美满，但家庭生活的种种约束令他感到苦恼。6月5日，女儿格蕾丝·凯南的出生将家庭的纽带绑得更紧了。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凯南就得到消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被姐夫在股市里投机输掉了。另外，国务院也降低了他的薪资待遇。

从1932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凯南难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跟安娜莉丝说清。平时工作中撰写的报告与苏联事务毫无关系，这让他感到异常压抑，但是又不敢提出辞职申请。他向姐姐坦言：“我最想写的就是短篇小说，我的生活恰恰是最不幸的一个题材。”[33]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凯南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世界的看法都变得很悲观。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他的生活似乎出现了一抹亮色。12月8日，安娜莉丝写信给身在挪威的乔治，信中说：“今天是大选日，我希望罗斯福能当选……不知道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会是什么样。”[34]

● 5月7日，里加

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反思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回顾去年的日记，也算是对自己懒惰的一个惩罚。

我记得，当时从伦敦乘坐“乔治·华盛顿”号回来，船上有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在日记上找到了这样的内容：“船上坐着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想和他们打成一片，但又觉得点儿尴尬，不是因为这能给我带来什么乐趣或者好处，而是我想从他们的思维方式中找到一些东西，一些可以让我有依附的东西。毕竟，首先我是一个美国人，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

“让我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是尊贵的先生或女士。他们的利益正是我打算要捍卫的。我不后悔那样做，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好人，大多数都心地善良、为人慷慨。他们工作勤勤恳恳，理应过上好的生活。但他们都是孩子，你不能训诫他们，不能教他们保护自己，你要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还是摘自日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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