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3月

我们（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代表团的规程完全没有提及外交政策。

显而易见，我们宁愿看到德国的附庸国在轴心国的武力打击之下分崩离析，也不希望背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采取其他政治选择。

在德国问题上，我们的政策缺失导致了以下后果：1。苏联人对我们的误解与日俱增，我们却任由其发展。这些误解与实质问题无关，而是因为我们没能考虑到他们的心理，比如战争罪行条款或占领区域划分，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关于投降条款的建议书，我们完全没有写清楚我们未来将在德国承担的具体责任，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三个同盟国对德国的未来承担无限责任。建议书还显示出，我们无意从德国人民当中争取同盟者和帮手。

哪怕从军管政府的立场出发，我都很怀疑这些观点的公正健全，但是又插不上话。

我知道，处理德国问题的国际合作不够健全。

如果我们无法同苏联人就政治目标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上帝保佑，我们就不要在双方政府都最困难的时期，盲目地同他们一起承担那些不必要的重任，即管理一大批民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无法打败德国，如果就德国未来的重建问题无法跟他们达成一致，那我们坚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还是正确的吗？条款中毕竟包含了我们的重大承诺。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利用纳粹领导人的恐惧心理，保留他们以便控制德国领土，除了这条出路外，他们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我们可以搁置关于战犯的所有讨论，以及我们在德国的终极控制权，等等。为了赢得我们与日本的战争，必须集中精力推行裁军措施，解决德国问题，这跟苏联人的部分主张类似。不过，在合理的基础上，三方就军事占领问题应该达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协议，并且在达成共识之后，我们应该积极敦促建立一个拥有最低而非最高权限的直接联合军管政府，同时尽可能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任何解散政府或遣散军队的措施。我们应该本着这一原则筹划占领措施，以便将我们对这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

为什么要对德国这么“宽容”呢？

首先，这不是“宽容”。实际上，裁军是我们除了肉体毁灭以外能够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

其次，除了上述措施，其他措施都需要更强的决策力量和更清晰的政治目标，需要统一步调，而这些条件我们都不具备。缺少这些条件，实施高压政策和干涉内政的策略就会捆住统治者的手脚，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变成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困扰，”吉本说，“他们首先要考虑好要不要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他们激起了自己一直在努力扑灭的火焰；形势很快就变成了有必要严惩违抗命令的人，这也是一种犯罪，他们也是罪犯。”[18]

在我们依靠武力或高压政策对德国内政承担起任何重大职责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慎重地考虑一下吉本的建议，是否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这么做。这可能需要我们付诸武力，而这种付出与我们想要的积极结果是不对称的；这也可能需要我们的军队学会残忍，而这种残忍只能让军队自身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也许只能成为政府一次最坏的教训。若想成功，就需要我们与苏联在目标和方法上令人信服地达成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

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

我们是应该跟纳粹德国长久地战斗下去，迫使他们盲目地臣服于我们，还是应该马上让他们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结束敌对状态，哪种做法更有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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