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普通美国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他们无法理解欧洲人，甚至很希望灾难降临到欧洲人的头上，然后他们就可以表现出一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他们的心中，欧洲承载了罪恶，对欧洲感兴趣的人也是罪恶的。他们认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认真思考欧洲问题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参与”欧洲事务的总统会受到他们的指责，而装腔作势对欧洲持傲慢态度的总统则会受到赞扬。

新来的移民对美国的欧洲政策颇有怨言，这些人利用大众的普遍偏见，只要我们的政府在欧洲做了让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会迅速而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扬，说这是一种背离美国基本原则的行径。

总而言之，我们政府的整个体系与我们追求的目标——建立并推行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始终如一的欧洲政策，背道而驰。

这样一种政策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建立并维持下去，可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却始终掌握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

这样的一种政策只能谨慎地建立并推行，其间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而我们却坚持要把手里的底牌都光明正大地放到桌面上，以便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都能看见……

美国公众决不是对欧洲漠不关心，他们当然希望通过欧洲获得利益，愿意让欧洲成为一片文明、和平、稳定的土地，愿意通过妥善的方式处理相关事务，以避免我们被欧洲问题所困扰。他们不愿意瞻前顾后，尤其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欧洲诸国的矛盾冲突而卷入战争。

迎合美国民众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已经成为美国每一任总统和国务卿的职责：一方面要求我们避免卷入欧洲恶劣而复杂的政治现实当中，一方面又敦促我们的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免欧洲成为一个麻烦策源地。当面临这种困境时，总统和国务卿们永恒不变的对策就是求助于一份抽象的方案，这种方案能够暂时掩盖具体对策的一切缺点，迎合了美国人喜爱的崇高道德原则，同时将未来可能爆发暴力冲突的责任抛给下一届政府。

为保障国际安全而设立一个组织机构的整体构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能够有效地维持现状，那么欧洲可能就不会再爆发战争，我们关注的欧洲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这种误判形势的推理已经屡见不鲜，它催生了神圣同盟、国际联盟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感到很满意，而且不希望看到它发生改变。这些组织永远服务于既定的目标，这些目标唯大国利益是从，毕竟是大国满足了它们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以及其他需求。一旦这种形势发生改变，变成了某几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去改变现状，就没有一个条约体系能阻止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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