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能见到一些比较稀罕的商品。美国咸牛肉每罐三十卢布，一罐（芝加哥德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维也纳香肠在一个车站卖到一百二十五卢布。（一位苏联红军军官看了一眼，厌恶地转过身去嘟囔着说：“这东西我吃了四年，我才不会让你赚走一百二十五卢布。”）

商贩与客人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偶尔发生一次，通常都是因为分量不够，而非价格不公道。因为买方和卖方使用的容器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得自备大容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有时会因分量不足而争吵。狠话也说过，但说过也就说过了，大多数纷争都有着幽默和温和的结局。我亲眼目睹过一幕，一个军人跟一个上了年纪的乡下妇女理论牛奶分量不足的事情，身边围着一圈同情他的看客。他幽默地说：“你最好仔细点儿，我的大娘，别想着算计完我后能逃到另一个世界去，我跟你说连大天使都是我的朋友。”面对哄笑的人群，老妇人赶紧溜走了，一个小插曲就在这样的笑声中结束了。

负责我们车厢服务的是两个身体强壮、性格温和的姑娘：泽尼亚和玛露希娅。她俩有个小厨房，在那里用一个俄式茶壶给乘客沏茶喝，燃料是她们从旅途中捡来的废木料。她们的职责是每到一个车站要举起小红旗，守住车厢的入口，拦住衣衫褴褛的小乞丐以及试图躲到车厢台阶、连接处或减震器下蹭免费车的人。她们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精神抖擞又不失威严，但没有一丝愤怒。两个人轮流值班，一个睡觉的时候另一个坚守岗位……

车上的大多数乘客对我比较友好，但没有和我过多地交谈。只有一个夜晚，我正在为俄语杂志[38]撰写稿件，其他乘客在车厢过道上召开了一次气氛活跃的会议。会议的组织者马上主持并发表演讲，议题是他们如何担心未来，如何信任罗斯福而不信任杜鲁门，对其同伙赫斯特（Hearst）则拭目以待。这种愉快的气氛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突然大家不约而同感受到演讲者身后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会议悄然散去。演讲者被要求闭嘴之后，两天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再跟我说过话……

现在列车正驶在拥堵的铁路上；我们乘坐的列车只是长长的火车队伍中的一员，不得不受制于前面列车的速度。列车就像一只蠕虫一样向东爬行，动作非常缓慢，时走时停，穿过漫天尘霭、沼泽遍布的巴拉宾斯克（Barabinsk）草原。列车停候的时间比运行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能看到堵在后面的货运列车，能听到它们猛烈地鸣笛请求先行，那低沉的笛声是苏联和美国列车特有的声音，也勾起了每一个美国人的思乡之情。

突然吹来一阵夹杂着灰尘的暖风，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煤灰和尘土。当列车在一块沼泽地当中停下时，我们爬下路堤，脱掉衬衫，拨开沼泽地水面上黄色的浮渣，用来自地底的阴凉液体洗手。

晚上九点，我们离开莫斯科已经九十八个小时了。列车慢悠悠地通过鄂毕河（Ob River）上的长桥，然后加速驶入了新西伯利亚车站。列车进站时，新西伯利亚市苏维埃副主席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捷列先科（Alexander Vladiko）正站在月台上，穿着别扭的装束：扎着领带，穿着夹克，戴着只有正式场合才会佩戴的礼帽。他满头是汗，搞不明白自己干吗要跑到这儿来。见到不想看见的人，再加上四天来一路上的颠簸劳顿和糟糕饮食，让我对他的态度有些冷淡。我猜他一定想知道，他这顶帽子戴得是不是有点儿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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