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5日

下午去见了大使。最后，经他同意，我不再负责行政事务。

[9月在伦敦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不欢而散，此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采取了更柔和的姿态，他打算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并提议制定一项防止核军备竞赛的协定。与伯恩斯相比，凯南和哈里曼认为这种努力实际上是美苏在“二战”期间协作关系的一种延续，对其能否奏效心存怀疑。］● 12月7日今天早晨，我被召去斯巴索大厦（Spaso House）[45]，发现大使的情绪很糟糕。他刚刚接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大意是国务卿伯恩斯先生将在当天下午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召开（外交部长）会议，并提醒会谈的内容将包括原子能问题。而这一点之前并没有跟苏联人说过，大使担心他们会因此心生怨恨。

● 12月12日

阿特金森[46]上午来找我讨论会议的背景。我再一次感觉到，让一个像我这样对我们正在着手的重要事宜缺乏信心的人讨论这些真是太不合适了。

● 12月14日

热闹的一天。我们期待着国务卿一行的到来。猛烈的暴风雪肆虐，一大清早，我就给苏联气象部门打电话询问天气状况，他们回复说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不可能也不会有飞机降落。大约十二点，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年轻官员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国务卿的专机已于十一时从柏林起飞，但苏联红军和机场的人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下午一点半，我刚要去吃午饭，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进来说，他刚刚接到英国大使馆的通知，他们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已经折回柏林。我分析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所以就先回了家，悠闲地吃了一顿午饭。回到办公室后，看见同事正在接电话，是外交委员会的人打来的。来电者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说国务卿的飞机马上就到了，随时有可能在中央军用机场降落。我问大使在哪里，他们说他已经去了二十公里外的城南某机场，因为他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可能在那里降落。我匆匆地找到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开着值班用车一起往中央军用机场赶去。暴风雪还在发威，地上白茫茫一片，让你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雪地，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我们到达机场时，无线电广播车已经悄悄停在那里了，还有很多苏联车辆。我们被带到机场边上的一栋小楼里，两三个新闻记者随后也跟着进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随后看见一架四引擎飞机掠过了小楼的屋顶。我们冲到外面的平地上，风雪减弱了一些，能见度也提高了。迪卡诺索夫[47]带着一名助理和内务部的一些人站在那里。有人举着两根铁杠子，上面悬挂着苏联和美国国旗。驾驶员想方设法让飞机平稳着陆，但飞机显然马力不足，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停到我们面前。机场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在雪地架起旋梯，我们跟随着苏联接待人员一同迎过去。国务卿穿着鲜亮的外套，没有穿罩靴，走下旋梯后站在深雪里向欢迎的人群问好，并通过扩音器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寒风呼啸着从人群中吹过。我迅速把国务卿带到距离最近的空车上，又载上本·科恩[48]和侍从武官，开往大使官邸。凯西[49]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热饮和汤羹，陪着他们应酬，直到大使从机场匆忙地赶回来。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整理材料。

国务院发来的一封电报彻底激怒了我，电报中要求我们去邀请苏联政府参加明年3月的会议，解决降低双方关税的问题。我花费了一整晚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电，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不应该邀请苏联与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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