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与约瑟夫·艾尔索普[4]谈话。针对国会目前的形势，他措辞尖锐地指责了我，并坚称国务卿从未以适当的方式向国会议员说明马歇尔计划所依据的战略现实。我向他详细说明，解释了我们在这些事务上对国会的教育责任有限。我从个人角度告诉他，我本来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要我代表美国的利益面对外国政府，这是我接受训练的方向，也是我准备尽最大努力去做好的事情，但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职责还包括代表美国政府去面对国会的质询。我的本职工作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免受外来的侵犯，而非去驳斥我们自己的民意代表。我不赞成国务院为了取悦美国人民而到国会面前充当说客，而且我认为国会对人民应该肩负的责任绝不比我们少，我们不是他们的守护神或者引领者；国会要像我们一样，自己去搞清楚那些需要搞清楚的事情……不过，我遗憾地意识到，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我们也许该看看能做些什么，以更明确地让国会议员们了解，需要他们做决策的问题的全部意义是什么。

● 1月27日

上午参加了一个会议，议题是向国会陈述我们如何对中国进行援助。

会议争论的焦点如下：我们都知道，这种援助不可能为中国的事态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基于我们曾经的承诺，面对要求我们支援中国的压力，我们有义务将援助方案呈交国会。在这个方案中，如果我们说出真相，说南京政府因为自己的无能，注定要灭亡，说不管我们如何尽力援助南京政权，它最终都摆脱不了土崩瓦解的命运，那等于我们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中国立足的最后威望，这样会急剧加速南京政府垮台的进程，我们自己也要蒙受背叛、暗中破坏“蒋家王朝”的声誉[5]、亲手扼杀南京政府的指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还让国会抱有希望，让他们觉得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立场来讲，对中国的援助确实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也只意味着，今后几个月内我们会面对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既定目标不可能实现，到时我们会再次受到责难，批评我们怂恿国会迈进了另一个“决策上的死胡同”。

● 1月28日

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谈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分割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上的争议，其中没有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之语。噢，他们很显然是“无辜的”。备忘录给出的诸项解决方案，无一例外都将恶化我们与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以及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推进此政策只能以牺牲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最终，对我来说已经很明显，这个时候为了完成分割计划（联合国决议不提倡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政府可能进一步做出的没必要的努力，几乎必然会让我们在这件事的责任上越陷越深，也让我们距离不得不依靠外力作为强制分割区域手段的那一天越来越近。很明显，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强烈的对抗情绪下，维护巴勒斯坦境内的局势，我们除了真正接管巴勒斯坦的军事和治安责任，几乎别无选择。我无法想象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因此，我看不到从那个方向入手会有任何收获。

总而言之，我越来越怀疑，由外部势力做出对巴勒斯坦的安排，再由国际社会在现实或精神层面上执行的做法能否让人满意。除非巴勒斯坦的居民——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际支持者，最终都能够在不受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被迫达成一致，并怀着最直接和坦白的责任心去权衡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后果，否则我想在制定解决方案时他们会继续做出不负责任的反应，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忠诚和合作。消极的美国政策可能会带来一场杀戮，但是我们美国人必须意识到，我们不是全人类的保护者和道德上的守护神，我们必须更加谦虚，承认我们只能承担有限范围内的责任。

● 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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