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来到办公室跟我说）艾奇逊先生是一个好人，但是比较严肃，待人有些冷淡，看上去根本不打算跟总统先生及其同僚有私人间的亲密接触。如果他想单打独斗，那就无法抵御总统身边其他人、路易·约翰逊[12]以及国会中一些人的攻击，那些人暗地里已经开始利用某些手段打击他了，以往这些手段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用在马歇尔将军身上的。他有时会好奇事情到底会变成怎样，国务卿表现得那么淡漠，又那么疏离于白宫圈子。还有，国务卿自己也感觉有些心力交瘁。

● 8月30日

晚上，我去国务卿在乡下的房子参加为奇普举办的晚宴。我们详细探讨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危机。奇普同意我的观点，尽管按常理应该禁止莫斯科以任何理由直接诉诸武力，但这件事情以最特别的方式出现，令克里姆林宫高层大为光火，所以一切都可能发生。

● 8月31日

午饭后（跟新闻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进行了一次非常尖锐的对话，话题是他哥哥乔参与多年的反对约翰·戴维斯[13]的活动。我告诉他，这些中伤活动已经导致戴维斯被调往其他部门，这只能说明我们可能在最关键的领域失去了一位最有政治思想的同事。回到办公室，乔打过电话来，激烈地就这个话题跟我交涉起来，电话打了整整四十五分钟。

● 9月1日

法国大使[14]足足黏了我一个小时。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因为他担心美、英、加三方会谈的结果是我们将建立仅仅包含这三方的体系，这就意味着“法国出局了”。他还担心这样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觉得法国已经被盎格鲁-撒克逊大国抛弃。我努力安抚他的情绪，但很明显我的努力纯属徒劳。我一再向他强调，法国必须摆脱英国的扶助，带头在欧洲大陆发展联盟。

我不禁为法国人如此缺乏理性而感到惊愕和恼怒，他们本该是最有理性的人。他们想参与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根本不需要他们参与的、让人苦恼的、棘手的事情。他们宁愿损人不利己地参与进去，也不愿意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让别人去做事情。哪怕稍微认清一些现实，他们也会明白，他们声称的恐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他们还坚持要别人认真对待这种恐惧。如果我们真的想放弃法国，为什么愿意将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投入到西欧的重建当中？为什么我们还要承受痛苦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谈判？为什么还要游说国会制定一份军事援助计划？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这样想问题，法国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 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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