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6日，瓜达卢普（Guadalupe）圣母马利亚大教堂当行进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时，势不可挡的气势犹如一道闪电顿时震撼了我们这些旁观者：祭司们僵硬的脸庞和迷离的眼神；急奔而来、不顾一切、专心致志、虔诚跪拜的妇女；唱诗班男孩们歌唱时后倾的头颅和高高仰起的小脸，他们用孩童的眼神望着宏伟的罗马时代圆柱及其上镶嵌的黄金饰物；祭司和唱诗人的长袍底下不时露出肮脏破烂的鞋子，他们拖着脚走在破旧的石板上。这是人们用高亢洪亮的声音来表达自我的聚会，带着由来已久的活力，带着精神上的依赖，人们在情感和意愿上都甘愿服从这个团体，情愿将意志系统化和统一化。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脑海中仍然萦绕着教堂里高亢的演讲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罗马教会的教义，很多人在需要宗教慰藉的同时，也需要世俗法律的约束：道德秩序建立在对生死困境和社交生活需求的肯定之上，它应该由更具智慧、阅历更丰富、有能力将心灵的律法灌输给他人的人来制定，这些法则是从几千年来人类进步过程中沉痛的经历里汲取出来的。很多人更希望制定一部道德律，哪怕是一部不完善的或者完全专制的道德律，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得多。人类已经意识到，不受道德约束和缺乏谦逊精神的人，比邪恶残忍的猛兽更可怕。

1950年墨西哥城的这一场景，让人不由得想起19世纪的某一天，列宾不远千里来到俄国一个脏乱不堪的村庄，在那里创作了举世闻名的油画，记录了当时教会的盛况。[38]这些教会都面临着和俄罗斯的东正教堂同样的痼疾，他们只有投入到基督教传统的精神宝库中去寻求理解、无私、启示和真正的宽容，才能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挽救自己。

我没有在行进的人们身上找到那些品质，至少我不像19世纪的列宾那么幸运。他在走出村外的人们脸上看到了虔诚，他们祈求万能的神普降甘霖拯救即将干枯的禾苗。

● 2月26日，危地马拉市

大使[39]接见了我，我们谈到了当地共产党这个难题，共产党在这个国家的势力比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都要强大。[40]

● 2月27日，巴拿马城

整晚都跟大使[41]待在新建的宽敞的大使馆里，晚饭时我们谈到蝎子和蛇，以及巴拿马共产党员的问题。

● 2月28日，加拉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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