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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

尼采来找我，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忙碌、忧心忡忡。关于如何应对苏联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我们探索出一系列尝试性方案，但我们所做的努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完全陷入了困境。军方拒绝派人来参加讨论；我们一直沉溺于对形势的分析当中，却丝毫没考虑行动方案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国务院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尼采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联合军事规划室，将他们拉进来一起做这项工作，可是从来没有开过会讨论这种办法。

我想，这一切无外乎表明，是总统没有明确划分每个部门的责任和权力，导致执行机构的关键部门在繁乱的委员会制体系中无所作为……

今天早晨，我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关于台湾军事状况的情报评估报告，这让我坐立不安。我担心我们不能充分、严肃地考虑这个岛屿面临的威胁，担心我们过于轻信和依赖岛上的国民党部队，默许军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处。于是我草拟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国务院做三件事：（a）务必要让国防部门全面了解，一旦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造成后果的严重性；（b）务必要让他们明白，一旦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功登陆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是靠不住的，因此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c）要让他们明白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误会和分歧，双方就沿海岸进行侦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为的立场是一致的……

在我看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否加入联合国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他们加入联合国并不构成我们必须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我讨厌看到这些不应该纠缠的细枝末节被苏联人利用，成为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损害我们利益的工具。

我的意见被压下来。杜勒斯先生[50]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做，别人会误以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做出妥协，是因为相信这样做能换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让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朝鲜问题上苏联不会做出任何让人满意的事情。这就会给民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受了欺骗，鸡飞蛋打。我意识到其中的阻力，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但是我希望历史会记录下这一天，它会成为我们执行外交政策不力从而导致损失的例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负责任，以及中国说客和国会里中国支持者的顽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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