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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说，波伦和杜勒斯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担心公众舆论，而腊斯克和其他人则是实实在在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憎恶。毕竟，这些人现在正重复着二十年前苏联人走过的老路，那时我们刚刚对苏联独裁政府有所认知。就像以往我们对苏联一样，今天我们对自己与中国人在观念和伦理上的根本性冲突心知肚明。但我们看得到，对于这种冲突，我们要像对待其他类似的实际问题一样，最终不得不利用20世纪余下的时间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我们已经学会不再从斗争中退缩，不再把争取权力看作匪夷所思和超乎常理的行为。斗争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媒介和载体，就像患者的躯体是医生工作的媒介和载体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或者试图粉饰太平，那我们就无法取得进步。在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在我们自己的观念之中，或者说，从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出发，我们美国人也许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正确的”。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只是竞争者之一，我们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领导一个民族生活在世界的某一片领土之上。其他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待他们。但是我们要承认，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哲学观念，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要指望所有人能趋向于某种共同的哲学观念。

● 7月31日

国务卿艾奇逊先生说他希望我掌握关于苏联态度和观点的所有情报，并随时为其他部门提供评估报告，分析苏联政府对我们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会做出何种反应。和处理朝鲜问题相比，这等于直接赋予了我比正常工作多得多的责任，也让我必须经常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关注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发展动态……

在接下来的国务卿会议上，与会的一位政策规划室成员跟我说，他从一个记者那里听说了一件事，这个记者也是从另一个记者那里听来的，杜勒斯先生曾对那个记者说，过去是他高估了乔治·凯南，现在在他眼里凯南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凯南竟然倡议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入联合国，还提议终止美国在三八线的军事行动。

● 8月1日

下午我在电视上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会议，我已经紧张地期待了很久。电视机闪烁跳动的画面让我头疼，眼睛也难受。真想知道，家长们怎么会允许孩子们盯住这些会说话的大盒子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 8月4日

迪安·腊斯克的提议让我颇为心烦，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在星期四上午提出可能选择三个外行人来审阅有关苏联动机的所有材料，以便就苏联是否有意发动战争做出新的判断。对此我唯一的想法是，能为这种做法提供支持的，只有一种观念：最有价值的看法来自于所知最少的人。如果这种做法都能被接受，那么我想，也许我需要在离开国务院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忘掉现在所掌握的知识之后，才能以一名权威人士的身份，被周围的人高高兴兴地请回来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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