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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三追问双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日趋扩大的分歧，我告诉他，我认为把停火问题跟更宽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丝毫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就朝鲜停战这个具体问题取得进展，并且单独地看待这个问题，没必要掺杂我们对远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更多分歧。他说我的回答“没有什么新意”，因此，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不过，他指出，如果我能提供更具体的建议，他的政府肯定有兴趣听。对此，我的回答如上所述，在苏方针对停火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之前，进一步研究任何细节都没有意义。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深入地挖掘细节问题，那也将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

当我进一步追问他是否愿意再次会面时，他开始避实就虚，但没有拒绝我。他说，他认为在遇到分歧时人们能够坐下来商量是件好事，他愿意与我再次见面，共度时光。我有种感觉，他之所以不愿意更明确地对这些事情表态，是因为他不愿意挑明自己不想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向政府征求意见。因此，我说我愿意更深入地考虑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会找机会再来与他交流。为此我选择了几个日期请他考虑，他认为6月5日星期二最合适，但这还要看届时他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有没有其他重大安排。我们最后敲定，下个星期二下午三点再见，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我应该补充一点，交谈期间他三番五次把话题转向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起他们是如何敏感，我们又如何冒犯了他们等问题。我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去描述我对这些指责的回答。我对他说，我认为低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相信十年来我们对这个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一直保持着善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他频繁挑起这个话题并强调其重要性，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为了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苏联政府感觉自己应该避免讨论朝鲜停火协议的问题。

● 6月5日

马修斯先生：

下面是几分钟前我在电话里跟您提到的报告。今天的会面跟上次大同小异，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马利克大使更热情了，我们的交流也比上次自由多了。

在探讨了几个问题之后，我又把话题引向朝鲜。我说，回去之后我仔细思考了我们上次的谈话，我能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就朝鲜问题表达立场，但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达成停火的目标，与朝鲜半岛上反对我们的各方力量接触，大量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苏联政府一定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及时掌握苏联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我拿其中一个问题举例：如果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朝鲜战场撤退，我们也会陷入困境，谁能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将来再次介入朝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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