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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我方应持何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向我提供关于我方立场及其思考背景的补充材料。我非常沮丧地听国务卿说，我们打算先切实采取裁军措施，希望这一举动能淡化政治问题的尖锐性，并且他认为这一方案后续也易于调整。坦率地讲，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半个世纪的裁军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军备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政治关系紧张的起因，只要政治问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得到解决和控制，那么各个国家就一定会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能再继续坚持错误的路线了。

会议结束时，我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就政策提出建议，而是想弄清楚我应该掌握的原则和底线。然而，根据目前我得到的信息，我个人对我方目前的外交政策方针无法不感到担忧。我看得出，我们一直期望在既不向对手的观念妥协，也不向他们的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在东西方国家中同时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立场跟二战中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颇为相似。如果我们的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又有侥幸成功的希望，那么这种立场倒也未尝不可。但我非常怀疑这种可能性，对于目前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谨慎地做出回应，看看通过与对手和解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是不是会比全面对抗更糟。

回到普林斯顿后，我越是回想这次会议，越觉得自己的使命前途黯淡。我并不是仅仅因为会议本身而感到沮丧，还因为奇普·波伦私下向我透露了他对我方核武器政策的观感。在我看来，他已经彻底屈服于五角大楼肤浅和顽固的观念了，即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能的错误计算赋予某种绝对价值，而将其他可能出现的因素都当成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计算中彻底排除。这种观念与我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开始交谈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无法跟他再争论下去，但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在苏联问题上，他的看法和我更接近，胜过华盛顿其他人。我意识到我们在观念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并且在美国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回到普林斯顿，我感到异常孤独。在我看来，华盛顿再也没有人能跟我在一些问题上保持相同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充分、坦率而颇有见地的讨论了。很明显，莫斯科更不会有这样的人，我的忧虑太过深重，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向使团中的年轻后辈倾诉，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沮丧，失去信心。我似乎被迫卷入了一场根本没有胜算的游戏，而我的职责又要求我绞尽脑汁地向全世界隐瞒我根本无法取胜的真相，然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败后果，都要由我自己来承担。我想，在冷漠的外交职业领域，我并不是第一个苦于这种境遇的人，但想到我就这样两手空空，毫无头绪，迷茫无措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去担任外交届中最重要也最微妙的职务，不由得悲从中来。

[以下内容摘自凯南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然后又飞往伦敦的旅程中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的文字。在柏林期间，凯南曾评论称，苏联对待外国外交人员的态度几乎和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做法一样糟糕，此番言论自然在莫斯科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凯南在下文中记录了他对这一反响的反应。］这就是乔治·凯南就1952年9月在柏林滕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书面准备时所用的笔记本。正是这次采访，最终导致他被苏联驱逐出境。

问：您要去哪里？

答：我要去伦敦参加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欧洲首脑代表团和美国副国务卿布鲁斯先生[14]都会出席，这种首脑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召开一次。讨论的议题大概覆盖当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

问：您会（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中国谈判等问题）做报告吗？

答：只要同行们感兴趣，我准备向他们报告我对苏联方面的印象。

问：您怎样看待（苏联党代会、中国谈判）这些问题？

答：我认为我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评论苏联的内部发展问题。

问：与去年春天相比，目前的形势是否更加乐观？

答：情况没有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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