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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传来了《真理报》刊文抨击我的消息。前一天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备感失落，今天苏联政府的打击又紧随而至。毫无回旋余地，看起来不会峰回路转，我的努力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效了。《真理报》从我在柏林机场对提问记者的回答中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由头，公然抨击我是诽谤者，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回莫斯科去，因为我非常清楚，外交官的作用就是充当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友好沟通的媒介，可我看不到自己继续留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当然也可以认为在此之前我也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苏联人一直都将我视为仇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政府曾经授意我去说些什么，我就还有机会，毕竟总有一天，总会有一个人到莫斯科去说那番话。现在，机会溜走了。从现在开始，我对莫斯科再无期待，我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全力应付莫斯科高层以及他们的下级带给我的不愉快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做些什么，我真是难以想象。

想到这些问题，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了。我期待苏联展现出温和轻松的一面，但这种期望所依据的现实太过微妙、太过脆弱，完全植根于苏联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在苏联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我们国家的政策，大多数同事都与我意见相左。即便是那些与我意见一致的（还是有几个人赞同我的意见，但他们没来参加会议），也不同意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我感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我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的外籍雇员必须马上离开莫斯科；然而，我知道妻子并不希望这么做，她愿意留在那里。从现在开始，对家人命运的担忧将一直困扰着我。

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我相信无论如何也无法达成谅解或者签订协议了。

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处的位置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很容易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我从没想过孤独会对我造成如此深刻的伤害，我只能独自吞下这枚苦果，无论到哪里，都不太可能有人完全理解或完全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一个特别法庭容许我为自己辩护；我甚至不能指望朋友能完全理解我的解释。被塞入两个世界之间这个不可思议的位置后，我已经不再奢望任何人能够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从现在起，除了自己的良心，其他的我什么也指望不上了。这种艰难的现实让人无法忍受，但我想就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再参与其中。

1953年

即将就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深深地伤害了凯南，他不仅没有给凯南安排新的职务，而且一直拖拉了几个月才将决定告知凯南。凯南将继续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同时也是“日光室计划”（Project Solarium）的顾问。为保证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推动制定了这一计划。个人与国家命运同样前途未卜，让凯南感到极其痛苦，他开始深入思考精神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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