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

对我来说，能做的似乎只有三件事：独处、沉思和写作。因为这些事情都能通过向他人倾诉自我而实现，所以我做了最明智的决定：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作，思想随之而来——经常会这样。只要写作，就不会感到懈怠。

● 8月20日，普林斯顿

今天，独自一人驾车从东柏林去普林斯顿，小汽车顶上堆得高高的，有几卷行李物件，还有一辆自行车。天气不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八月秋天里的干燥和凉爽。

房子[27]太久没人住了，显得格外荒凉，空空如也，破旧不堪，好像仓库一样。供电和电话都停掉了，院子无人打扫，凌乱不堪。一条枯死的树枝危险地悬在树上，枝上的叶子已经垂落到地面。车道上，毒漆藤疯长，老鼠卖力地在碎石路上打着洞，那些碎石是我用心铺在屋旁起保护作用的。车库里住着一窝猫，它们的排泄物让整个车库弥漫着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刺鼻气味。我的两轮手推小车不见踪影，软管也丢了。很显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 8月21日

开始构思一篇文章，可能会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内容涉及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观念。

我想表明的观点是，一个大国的外交活动是一种实际的行为，而非道德行为。外交活动旨在于最危急的时刻调整利益冲突，这些只是部分地而绝不会完全地等同于人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物，负责解释的是政府而非人民。做出这种解释是政府的职责，也只能由政府来完成。

但是，作为民众的代言人，政府经常具有双重特性：面对其他同类社会时，他是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面对本国的其他派系时，政府是执政党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有时，它代表着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有时，它又仅代表一部分势力反对另一部分势力。因此，政府在国际上宣扬的期望和借口，实际上只是部分出于外交的真实需要；另一部分则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以牺牲其他派系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某一派系的利益。

因此，一个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其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之后，对这种国家利益的阐释会变得既不公正也不客观。不能说这样的国家利益承载了道德品质，它是两方面因素的产物，其一就是国内权力斗争的暂时性产物。这样的内部权力斗争基本上从来都不具备道德属性，而具有政治属性，它涉及党派间关系的调整。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毫无节制的，建立在肉体惩罚和威胁的基础之上，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缺乏道德的。就算共和制的政府受到各种限制，其内部的权力争斗也不具有道德属性……

只要内部权力成为你争我夺的对象，政府的执政过程就会误入歧途，并充斥着自我中心、个人野心、谎言、虚伪和谬误。要根据大众需求，选用身在政府之外、不乐意参与政治的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权力斗争的重荷。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就算一个人能够拒绝权力的腐蚀，他也不得不跟争权夺利的人打交道，这一点无法避免。

● 10月28日

昨晚，教堂参事会副会长和两个本科高年级学生来到我家，告诉我12月初即将举行宗教事务会议开幕式，邀请我届时发表演讲。从谈话中得知，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凯南信仰什么。

我说我会考虑他们的邀请，但那是在我的演讲仅仅面向本科生的情况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合适的主题，以下草拟一些想法作为提示：人的本性不可能尽善尽美。

文明的生活就是与人的本性妥协。

《文化的焦虑》。 [28]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