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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布里奇（Cambridge）。傍晚时分，我漫步良久，直走到河边，河堤上是无穷无尽的车流，很难过马路走到街对面。我沿着河堤经过哈佛的船屋，它在来往的车辆中显得凄凉过时，我一直走到下一座大桥，围着学院转了一圈，然后原路返回。一座有些潮湿、乌黑、隐蔽的城镇，破烂的木屋，交通阻塞的街道，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压抑的地方：在一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国家里，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里，竟有这样一个带着理性和些许自负情绪的拥挤小岛。

出去吃晚饭，席间说了太多话。

● 6月16日

拉德克利夫毕业典礼……我的演讲似乎很受欢迎，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演讲中，我对以约瑟夫·艾尔索普先生为首所倡导的有关原子弹的观点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毕业典礼队伍走进礼堂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艾尔索普也在人群中。中午，学院院长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乔也参加了，说我的演讲是“人身攻击”，实际上众人的关注倒是让他很得意。

● 6月19日

[接待来访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他从秘鲁回来参加下一轮听证会，这种听证会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共和党领导的国务院忠诚委员会和总统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查过他了。没有问题。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附属司法委员会的律师们也已经详细地询问过他两次。他们倒是没有隐瞒真实想法，坦率地承认他们就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方设法要证明他有罪，从而满足某些人的个人野心。这些年来，他们也都向首席检察官建议，提请大陪审团以涉嫌伪证罪起诉他。首席检察官，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能证明该罪名成立的充分证据。现任国务卿杜勒斯先生要对整个案件提起新的行政复议，让这一事件再次回归公众视野。杜勒斯先生的建议是，要么判决戴维斯有罪，要么恢复他的职位。回顾了整个案件之后，杜勒斯先生说他要亲自详细审核证据，然后做出决定。他审核了证据，才发现自己缺乏做出最后决定的勇气，唯一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判决戴维斯无罪，但那样就会引起共和党参议员的不满。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再一次牺牲戴维斯的利益来解决，将案件重新提交，接受新一轮的全面审查。

● 6月22日，农场

两点十五分，我离开华盛顿返回农场。高温毫不留情地烘烤着这个城市。尽管有两三万人坚守着工作岗位，但政府办公大楼周围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停车场内有一个黑人正在值班，他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抱怨这鬼天气。我开上康涅狄格州大道，不过马上就转向威斯康星大道，驶上240号公路，然后又上了27号公路开往农场。早些年，我们经常走这条路线，往返于华盛顿和农场之间。途中路过很多地方，我意识到，在过去的旅程中，很多地方都对我有着或曾经有过特殊的意义：这里曾经有一个男人修建的新挤奶厂（不过现在看上去破旧荒凉，似乎主人的理想在这里化成了泡影）；在路边的田地里，我们曾经向正在收割庄稼的农民打听粮食的产量，结果发现那其实是艾草（当时我们驾着罗尼·艾伦的新别克车旅行，他开得很慢，时速还不到三十英里，但人生的旅程过得很快，现在罗尼已经不在了）；还有我和格蕾丝开车爆胎的地方（那时候这里有一个砖砌的小学校，就在小树林里。现在小学校变成了一个既像商店又像吸大麻窝点的地方，人们把喝光的易拉罐扔在旁边的小树林里）；这里的房子曾经被掀开屋顶；这里的风景是那么优美；就在这里，他们用推土机清除了一切，开起了水泥搅拌站……再后来这里变得比较漂亮。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这其实很愚蠢。我对它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于我的意义。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意义。总之，现在的它们对于我来说，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我遭遇了一些事情，才意识到它们的虚无、它们的冷漠。可是上帝啊，这个世界是阴暗的，也是充满敌意的。此刻，它正经历着高温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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