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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跟奥本海默联系时，他提出要来看我，不失时机地向我传达了一些喜讯，大致内容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董事会很欢迎我成为研究所的一员，并且愿意帮助我解决日后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消息了，它解决了我太多的难题。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农场还有必要保留吗？它在很多方面和普林斯顿很像，和普林斯顿处于同一气候带，我们住在华盛顿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安慰。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北部的山脚下或者海岸边选择一处更舒适的住处吗？可是，如果哪一天政府突然命令我回去上班，农场还是最理想的住处。真是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

[这些年，凯南一直在坚持研究和写作两卷本史著《苏美关系，1917—1920》，该书出版后获奖。］● 12月30日我仔细思考着这种陌生而孤单的学者生活。对现在的我来说，作为一个旁观者，似乎只有四十年前人类的战火能让我感到温暖。不过，就像月光一样，那份温暖苍白又微弱。当今时代的情境就更加真实吗？那个时代转瞬即逝，已经成为过去。从本质上来说，那个时代更落后，因为那时的人不及现代人。如果那个时代散发的温暖苍白无力，让人不适，那只能说明我是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无法就自己研究的课题重现那些有血有肉的形象。无论是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可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该保持什么样的基调呢？我马上意识到，人一旦缺少刺激会出现什么后果。我变成了一个迟钝的家伙，思维迟缓，兴趣索然，觉得一切都寡然无味。就没有解决办法吗？就没有办法在孤独中保持一种基调吗？

1955年

未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得到一个高级职位，这件事一直折磨着凯南。这不仅让他感到屈辱，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他的生计，如何供养这个六口之家，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克里斯托弗才六岁，温迪刚刚三岁。凯南决定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职，起初他的任命只是暂时的，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探讨早期美苏关系的《俄国退出战争》第一卷。

当研究所的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出给予凯南长期职位时，研究所有十三人赞同、五人反对。反对者主要是一些数学家，理由是凯南缺少高等学历，还参与政策制定的工作，外界评论也对他褒贬不一。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Craig）写文章说尽管凯南声名显赫，但“他的思维方式不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会慢慢地“不再是个客观的历史学家，而变成一个辩论家，用1917年时的状况，来分析1950年的事情”。[34]这种论调引起了康奈尔大学西奥多·莫姆森的注意，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凯南“那么仁慈”，他尤其赞许凯南作为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感”。[35]虽然凯南并不知晓这些评价，在工作上也恪尽职守，但依然对关于他的这种争议保持警觉。后来他吐露了自己在《俄国退出战争》以及后来的文章中堆砌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研究所的同事们批评他肤浅。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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