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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完成了英国国际广播电台讲座的录制工作。总体来说，那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讲座，演讲已经不再是我的强项了。我用邮件将讲稿发过去，编辑最近一直在审阅讲稿，明天务必播发。如果他们不播的话，我就让他们把稿子退还给我，接受这份邀请让我倒了多大的霉啊。

[在下篇日记中，凯南主要反思了在牛津极度忙乱又硕果累累的秋季学期，其中不乏自我批评的意味。］● 12月22日，英格兰，多丁顿距离上次写日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这三个月就像三年那么长。我在牛津做了十三次学术讲座、六次里斯讲座，在军事评论家圈子的晚宴上演讲一次，还有一次电视采访。这些活动让我应接不暇，我准备得都十分仓促，没有一次是我本该有的表现。所有讲座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牛津讲座吸引了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里斯讲座表面成功，实际上却让我恶名远播。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我无法从常规的视角来考虑整个事件。做里斯讲座的时候，我曾经从演播室跑出来三次，神经质地谴责自己，责备自己演讲的内容糟糕透顶。我在内心中安慰自己，幸好不是他们先把我轰出来的，我甚至连第二天的晨报都不敢看，害怕报纸上登载的相关内容让自己羞愧难当。我体会到了安东·契诃夫在《海鸥》中于彼得格勒遭遇惨败时的恐惧心情。但是，讲座竟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这真是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现在我的感觉是，五年前离开政府外事部门时在国际事务方面积累的所有知识已经彻底耗尽。我希望，除非有机会从头好好学习，我要对外交事务中的是是非非永远保持缄默。

[凯南夫妇在欧洲大陆度过圣诞假期。］

● 12月31日，卢森堡

有人说里斯讲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确切无疑。各国政府当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闻媒体也是如此。

我在讲座中曾经评论说，试图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的努力纯属浪费时间。但是，针对裁军问题，重启谈判的大部分会谈已经提上了日程。

在演讲中，我也提到，如果我们要与苏联协商，就不能以同盟体的形式进行，那样不会成功。但是，北约组织的声明表明，北约诸国希望尽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与苏联谈判。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首先应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和谈话。但是，人人都争相表态，好像都希望在我们放出底牌之前先让苏联放出他们的底牌似的。

我在讲座中说，我认为局外人无法拟订中欧撤军计划。世界各国媒体持续不断地提起“凯南计划”。

在讲座中我也说了，在亚非援助方面，我们不应该与苏联政府竞相抬价。在开罗会议上，苏联代表允诺将向亚非人民提供无限制的援助，这个承诺莫斯科可永远不会兑现。然而，华盛顿那些人却立马做出反应，开始讨论一项十四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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