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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说过，这些年来如果我们表现得就好像以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就促进了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认为苏联领导人似乎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向我们开战的话，那我们最终也会促进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表现出认为军事危险是主要矛盾的姿态，那我们最终就会促成军事危险的出现。今天，就我所知，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我无法对你们说，他们对攻击我们不感兴趣，或者很快就不再感兴趣了。

● 6月15日，挪威，斯塔万格

[提到U-2危机］关于我的生活，除了彻底的悲观之外，我无话可说。[71]最糟糕的是，你必定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感到失望。对我来说，这起事件的教训是，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是与莫斯科这样不得人心的对手博弈，哪怕是进行激烈的辩论和争吵，美国的公众也都会表示赞成，似乎对苏政策就该如此。美国人的无知让人震惊。人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除了几个无名的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愿意问难将我们卷入对西班牙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的那些政策。二战之后，我们的对苏政策备受责难，因为这些政策牵涉到与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从来没有人严肃思考过让我们卷入对日战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一旦诉诸战争，日本就成了典型的美国“敌人”。显而易见的是，在战争关系中敌人当然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除了在一系列事件中扮演完全反面的角色外，其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完全错误，我们作为他们的对手肯定就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有什么需要重新审视的？

U-2事件缘于一系列行动及其连锁反应，是苏美之间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苏联人个性中难以理解的一面，也包括西方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一味坚信与苏联的关系主要就是军事关系，因此只能采取军事上的行动。这种认识的确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仅为了侦察和确定莫斯科并无突然打击我们的计划，就派遣飞机进入苏联领空，这绝对没有必要。这一点我可以告诉我的同胞，实际上我也这样做了，任何一个了解俄罗斯的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在美国官员的思维里，要想象他们熟悉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而要对付那些不熟悉的问题，同时探寻其中的微妙之处、难以估量的事情和各种矛盾，则困难得多。因此，他们认为，以自己所熟悉的希特勒的性格——野心勃勃、残暴野蛮、极端偏执——作为参照来判断和理解苏联人的行事特点，比尝试理解像凯南这样的家伙谈论苏联要更容易一些……

● 6月16—22日，柏林

……我到达柏林是6月17日——东德工人起义的七周年纪念日，东德政府在废墟中建立起来。傍晚，我参加了在西柏林市政厅广场举行的大型纪念活动。三十二年前的1928年，我就住在这个广场。那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市场。我的窗子正对着货摊的帆布棚，当时这里是柏林一路双层巴士的终点站，整晚都能听到汽车马达的嗒嗒声，巴士在等待着返回城里的居民区。当年我住的那间公寓楼已经不复存在，在轰炸中毁掉了，那时的一切也都随之烟消云散，甚至坐在四楼窗前那个充满渴望、紧张、迷惘的二十四岁男孩也一并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五十六岁灰发老人愚蠢的习惯和记忆……

那天晚上，我和勃兰特[72]、他的挪威妻子，还有其他几个人聚在一起……在一家饭店消遣时光。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就国际问题向我提问，这会让我感到窘迫，但是他们似乎都很乐于接受我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没有人给我压力，我感到即使我不在场，谈话内容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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