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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民的事就不要想了，我要留在国内，试着坚持下去，无论理智怎样提醒自己，我心中都要充满希望，都要继续战斗。从某种方式来说，我喜欢履行这样的义务，如果根本就不想费心劳力，那么我永远都不会选择当老师，永远都不会写作或者公开演讲。

1985年

3月11日，五十四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很快，他就宣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重振苏联的计划，并废除舆论控制，实行言论自由，还意图缓和冷战的局面。凯南以及美国的其他俄罗斯问题专家都没有预见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会给苏联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 4月4日，华盛顿

[国务院外交军事事务局（Bureau of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的主任小约翰& Jr.）］向我询问戈尔巴乔夫先生以及相关事务，我非常乐意解答这些问题。（这是我的弱点。）钱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温文尔雅，对我礼貌有加，这是国务院的传统。我意识到，这是多年以来我首次在这里接受咨询，虽然他们咨询的只是与苏联相关的信息，而非政策问题，不过他们能这样关注我，我还是感到些微的欣慰。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熟悉和不安的东西：这个地方、他们那种温和的距离感，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戒心。这让我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想起他在解雇我之后，建议我应该时常来这里告诉他我对当前时事的看法。他解释道，他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

● 4月21日，普林斯顿

三个星期又过去了，这几个星期来的活动太过集中了，没有时间写日记。我都做了些什么？空虚，空虚，空虚！……

我参加了国务院舒尔茨先生举办的小型午宴。他对谈话涉及的有限几个话题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富有洞见。他对我也显得格外友好，甚至还询问我如何与苏联的新一任领导人相处，这让我很惊讶。我回答他说，通常来讲，从很多方面来看苏联领导人都缺乏安全感，我们要对他们的威望表示尊敬才能让他们安心。与他们协商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楚谈判的主题，严格遵循主题进行磋商，不要插入不相关的问题，否则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 4月26日，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上午驱车（穿过弗吉尼亚州的捕猎俱乐部，相对来说，这里没有受到商业气息的过分侵扰，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春日的乡村非常美丽）到埃夫里尔·哈里曼坐落在山上的精致小屋吃午饭。帕梅拉[15]去华盛顿了，邀请了大约一百五十人参加她的民主党筹款晚宴。（她对这项基本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表现出的忠诚让我钦佩，我想她这种刚毅的性格恰恰是英国女人所具有的。）

埃夫里尔弯腰驼背，非常虚弱，思路异常清晰，不过记忆力已经衰退了，现在的他就像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绅士，拥有人到暮年、特别是有财富和名望为依托时该有的那种贵族气质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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