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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

问题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否代表了苏联真正革新、有趣和有希望的一面，还是说他的政权仅仅是新瓶装老酒。我和哈里森[29]认定他属于第一种。第二种说法是由一拨波兰人或者波兰裔犹太人（派普斯、乌拉姆、布热津斯基和毕亚勒）[30]提出的。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期间，这些人主导着行政机关、报业媒体和电视荧屏上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

● 12月23日，普林斯顿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雷克雅未克会谈、伊朗武器丑闻[31]、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苏联“占领”美国迷你剧集）让我认识到，无论我和其他很多人再怎么努力，也永远无法在美国人心中建立起对苏联公正和理性的看法。人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苏联是国家敌人。我们把苏联人假想成自己的敌人，一如当年的纳粹党徒对待共产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政权对待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政权一样——都是因为想象与现实几乎完全脱节，而我们对敌人的假想似乎就是为了将其作为陪衬，以显示我们的独特价值。

1987年

虽然冷战的气氛正在逐渐缓和，但是凯南对于未来，尤其是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依然感到悲观。他感受到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困境，对这位四面楚歌的苏联领导人深表同情。尽管凯南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和荣誉，但他仍然很遗憾自己无力撼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政策的制定者们。

● 1月12日，普林斯顿

最近一直在阅读1964年—1984年的日记，从中几乎没体会到写作带来的骄傲感和满足感。要么是在自怨自艾，要么就显得啰唆重复。但是，这些文字的确（或者说至少我希望）呈现了我生活经历（审美观）的一个方面，而这一面在我的回忆录中记录得非常少。所以，这些日记或许还有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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