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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4日

我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电话访问，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事先我已经请他们将题目发给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提的问题关于历史和冷战的起源，而非关于我本人。这些问题本身就体现出了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历史知识的匮乏，就连聪明的编辑们也不例外。很明显，提问者对当时的苏美关系知之甚少，甚至受到了后来右翼思想的影响，认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故意将波兰和东欧送到了斯大林手中，任由他处置。对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单是奇普·波伦的一本书[14]就足够了）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们之所以目睹（而不是导致了）苏联进入东欧并在当地巩固他们可怕的高压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因为：（a）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及其同僚致命的天真；（b）我们的政府成功地说服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斯大林当局是心地善良的，他们的战时目标跟我们其实没什么不同；（c）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不可救药地执意在战争中不关注任何政治因素。顺便说一句，最后这一项得到白宫大力支持，很大原因在于罗斯福坚信，他只要抽时间去跟斯大林谈一谈，就能让后者收敛自己的个性，让一只豹子改变本性。

● 3月9日

在纽约的晚宴上，只有两位来自其他领域的客人：大名鼎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他的夫人苏珊。当然了，他即便不是世界首富，也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富有的人。我自然也听说过他，但是对他所知甚少，也很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惊喜的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可爱谦逊的中欧人，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中欧和东欧问题了如指掌，特别是对当前的局势、问题和相关重要人物的判断非常精准。晚宴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愉快的交谈。我开始怀疑，他能与我如此放松而得体地交谈，是因为他将我与他见过的其他人做了对比，然后发现我对他的钱没有任何企图，我之所以欣赏他（无论如何，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他的为人。

● 4月4日

今天早晨起来，感觉非常难受……上午，现任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打来电话，说总统希望我陪同他参加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仪式，并于当晚乘总统专机飞往莫斯科，陪同他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的庆典……

我当然愿意随同前往。毕竟，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是作为一名资深美国官员出现在莫斯科的。应邀参加庆典将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将站在克里姆林宫的门柱下面对游行庆祝的俄罗斯群众，还因为这一次我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贵客，而不是以往一直被定性的危险敌人。

● 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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