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可能从没有思考过这本日记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如果它还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话。日记不单单能够为个人服务，它可以只作为我理解的那种流水记录：苍白地记下我一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以达到辅助记忆的目的，充其量也许能为久远将来的某个传记作者或者家族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或资料；或者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记事本，就像很多小说作者用记事本记下他们听到、看到或其他人没有记录过的新鲜事儿；或者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记录，记录一天当中的思想历程。我曾经试着将日记定性为最后一种。不过，因为没那么急迫，这种努力就搁浅了。此外，根据经验可知，只有当我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坐下来写作时，以及我不想为自己记下什么的时候，才更容易涌现出许多想法。

我也问过自己，并强迫自己回答，这本日记究竟要归为哪一类，我期望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写日记。也许我应该给予它更多关注。

1996年

虽然凯南确信自己来日无多，但他依然认真思考着有关未来的问题，比如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重申自己的观点，比如被他称作“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好处。

● 3月20日，普林斯顿

有时候人会处于一种介于睡梦与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尤其是清晨即将醒来的时候，此时的思考在逻辑上已经比较连贯，也更加深刻、更富有感情、更能体现出部分潜意识，因此更应该引起重视……

昨天早晨，当我正处于这种过渡状态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去参加一大堆活动；另一方面，我又完全丧失了能力，那就意味着终结，即死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这个距离表面看上去很稳定，但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坍塌……这种感觉就像万丈深渊，我在它的边缘过着虚假的生活，假装我真的像看起来的那样正常而健康。

● 4月13日

戴维·格根[16]的电视访谈令我极其不满：虽然他本人挺招人喜欢，可是很明显，事先他没有做好准备，对我的新书只有最肤浅的了解（如果说他有所了解的话）。如果我没记错，整个访谈中他根本就没提到过书的内容。[17]他老生常谈地将我们的访谈带进了有关遏制政策的讨论当中，占用了整整十五分钟时间。我看起来很疲倦，表现得也很差劲。很明显，他对我过去三四十年做了什么一无所知，而且我猜他很惊讶我还活着，并且直到这个年纪还在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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