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我醒过来，回想起和她的争执，意识到这恰恰证明她根本没看到北约向俄罗斯扩张有什么错。这倒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完全没能有力地摆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果波兰的行为在西方民意中获得胜利，如果我无法让玛丽恩（和我的妻子）看到这种行为的错误之处及其暗含的可怕风险，那么我作为一名官员或者一名公众人物的活动，其整体主旨一定会被当作错误和无用的。那就等于承认我的观点、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全部土崩瓦解。

从凌晨一点到五点，我一直躺在床上沉思。我问自己：该对玛丽恩说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有如下苍白的几句话：“玛丽恩，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感到很伤心。除了新冷战之外我找不到更确切的词来形容现在的局势，结果或许会非常糟糕，而且将终结俄罗斯实现切实可行的民主的努力。我也完全看到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尚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关系，最终一定会落个极为不幸而又毫无意义的结局。”

● 9月7日，普林斯顿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到处是英国王妃戴安娜不幸身亡的消息。此事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真是让人费解。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想要找到这个离奇的现象背后的原因，都算得上是一项挑战……

我只能说，这个消息在公众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完全是拜电视和计算机所赐。这两种物件儿对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年轻人应该知道什么叫成熟，什么叫责任了。毫无疑问，民众眼下对此事的强烈反应折射出一种集体式的歇斯底里，这种心态非常值得关注。这种不正常的兴奋始终是一种危险现象。当它受到电视媒体的宣传和鼓励时，就会变得尤其危险……毕竟，绝大多数对王妃之死反应强烈的人，只在荧幕上见过她的形象，从未见过戴安娜本人。换句话说，他们与王妃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间接的。但这恰恰就是电视的使命，不负责任地向民众传递间接的情感刺激，然后让观众以不同方式去迎接这些刺激。其结果就是心智不成熟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助长了“偷窥者”毫无意义的好奇心，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真正的困难和挑战，却无法给出答案。

● 11月4日

在《纽约书评》上读到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四五十年前的希斯—钱伯斯事件的。[20]当时我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希斯是当时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宠儿，也是艾奇逊面前的第一红人，更是因为他陪伴阴郁的罗斯福完成了最后一次雅尔塔之旅，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却被允许站在总统身旁，就如何面对斯大林提供建议，而奇普·波伦却基本被当成翻译。我也因为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生病在床，留在当地，由大使馆临时照顾，无法进一步获知总统及其随行人员的想法，更别提商量什么事了。

后来，在50年代，惠特克·钱伯斯控告希斯的案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尤其被理查德·尼克松）当成攻击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的工具。我被这场纷争深深吸引，甚至搜集了一些揭露该案件的书籍。毕竟，所谓唆使和控制希斯的共产主义涉及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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