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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学良的鼓动下，特务队员组成了读书会，大家都来听老先生讲学。读书会的第一课，吴老先生讲的是《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历史故事，讲者认真，听者专心，老先生刚讲完，就有人发出“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自己的兄弟怎么可以使用阴谋手段”的感慨，张学良也很有感触，他说：“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去学历史上那种卑鄙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却可以防备别人加害我们呀。你们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其实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呢！”

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衣帽鞋袜、言谈举止无不有清代遗老遗少的风范，但他儒雅可亲，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张学良在抗战全面展开之时，不能参加抗战，又不甘心于在这寂寞中虚度光阴，便对吴老举人以史为鉴的学习，逐渐有了浓厚的兴趣，吴老先生也就一直留在张学良身边讲史，直到辗转迁移到江西萍乡后，张学良考虑到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对年迈的老先生来说，已是一种折磨和不堪忍受的重负，才派人送老先生返回北平安度晚年，之后，读书会也就此结束了。

1938年，张学良在刘乙光一队人的护送下，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了湘西沅陵凤凰山。在凤凰山，张学良读书很专心，往往一坐就是半天。他潜心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有关明史的书籍和资料，张学良时而埋头细读，时而掩卷深思，时而又奋笔疾书，常常笔耕到深夜。

然而，局势越来越紧张，连远离城市的凤凰山也不免波及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火南烧，不久长沙又落入日军手中，千年古城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下毁于一旦，张学良在凤凰山也待不下去了，这年秋天，张学良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一路上饱受颠簸劳顿之苦，国破家亡之恨，心情愈加沉重。1939年秋，才到达目的地贵阳修文县。

张学良的新居座落在贵阳以北六十里，距修文县城四里地外的龙岗山上。龙岗山的气势、景色远逊于雪窦山和凤凰山，但是，它的名气却因为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而变得很响亮。四百余年前，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曾于龙岗山东洞隐居讲学、著书立说，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此洞遂被后人称之为阳明洞。

自嘉靖年间起，后人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修，重檐飞阁，红柱绿瓦，一派古色古香，清雅幽静。张学良的住地便被安排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的厢房中。

经历了长时间的旅途奔波，终于又可以安定下来了，这本该值得高兴才对，然而，秋风送爽，黄叶纷纷，龙岗山上的阵阵凉意并没有使张学良的心情开阔豁达，相反，却陷入了低潮。阳明祠不大，可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和被人武力劫持，戴笠派了大批军队、宪兵和特务，围绕着祠庙，步步设防，层层把关，前后左右共三道关卡，要想逃出龙岗山，真是比登天还难，插翅也难飞。愤慨和凄凉之感再一次涌上了张学良的心头。他隐约感到，蒋介石是不肯原谅他的了，他想自己武将当不成了，还是潜心读点书吧，儒士或许能弄出点名堂来也不一定。

就这样，张学良心境渐趋平静，阳明洞三年，他埋头读书，先从研究修文县志开始，进而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最后专注于明史。从修文县志中，张学良了解了王阳明在贬谪岁月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这使他联想起祠门上的那幅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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