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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十七年起,直到道光三十年道光帝逝世止,穆彰阿担任首席军机大臣长达十四年,担任文华殿大学士长达十三年,其当国之久、受宠之深,足可与曹振镛相垺。但他的为人和品格,却令人齿冷。这可从咸丰元年他被继位才10个月的咸丰皇帝革职永不叙用的诏书中,见其大要。诏书列数穆彰阿之罪有: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有害于己、必欲陷之,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肆行无忌,遇事模棱、其心阴险[8]显然,这是一个大奸若忠、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
道光朝两代枢臣,一个苟且因循、拘守绳墨,一个保位贪荣、弥缝迎合,不仅都是庸佞之流,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个中原因,实在与清朝统治者的驭人术有直接关系。1850年,曾国藩在一份奏疏中曲折含蓄地说: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于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甚,以柔糜为恭。[9]曾国藩这段话,撇开其为皇帝的歌颂之词,确实不失为是有清一代人才与政治之间因果关系的客观观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道光皇帝在曹振镛死后,横挑竖拣地把穆彰阿放到首席军机、内阁领袖的位置上,恩宠有加,固与穆小忠小信、贪位保荣的品格不无关系,但若不是道光帝本人有着惟求守成又颟顸自大、渴为英主又乏才干、虚骄刚愎又无主见的矛盾心态,也不至于被穆彰阿蒙蔽愚弄得如此之久。所以曹振镛、穆彰阿之能久居枢垣、长盛不衰,既是道光皇帝理想与才具背反的结果,也是乾嘉以来政局日非的必然产物。否则,怎么会去了曹又来了个穆呢?
道光十九年(1839)时,皇帝与枢臣既是这种状况,应付通常情况尚属勉强,那么,一旦非常之变来临,清王朝这个最高决策集团又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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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卷十七《宣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册,第621页。
[2]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补缀套裤》,上海书店印行,1981年版,第62页。
[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三十二《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8 册,第2481页。
[4] 《续碑传集》卷二,第18~19页。见《清碑传合集》三,上册,上海书店印行,1988年版,第1983~1984页。
[5] 《清史稿》卷三六三,《曹振镛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册,第11406页。
[6] 《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清人逸事·曹振镛之误清》,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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