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许折主张“鸦片无害”，朱樽指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殊民害大”，不仅“民弱无可救药”而且“鸦片之来源不绝，即难保营伍之中无私相吸食者。一经沾染，寝以成风”，又怎能勤训练而成劲旅？他认为许折中所说只禁官弁兵丁吸食而不禁民间，是“掩耳盗铃”。因为官弁士兵不过天下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做只能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结果百姓都吸烟了，员弁兵丁“何得而禁？”对于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银购买的设想，朱樽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若准鸦片纳税入关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如以中国茶叶兑换外洋鸦片，由于鸦片流入过大，“茶叶不足，将复易之以银？”他指出中国若果能禁银出洋，又岂不能禁鸦片贩运？“若能禁鸦片之贩运，白银外流自必戛然而止”，所以禁烟能立弭二患，又何必弛禁鸦片，取法其下呢？对于宽内地种植罂粟以使不禁自绝的说法，他说：“他省臣不敢知，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省，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他是云南临安府通海县人，用家乡的实际驳斥了这一似是而非的荒唐设想。最后，朱樽吁请皇帝重申禁令，“其由屯贩鸦片至千斤以上者置以重典”；各省大吏如果真正能督率文武员弁实力查禁，有犯必惩，“民即顽梗，岂其不畏法乎？”坚持下去，一定能获得效果的[12]

显然，朱樽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完全是从健康和正义的角度驳难许折的。对于许折中着眼于防止白银外流，厚征其税以裕国库的经济思想，他的论说显得缺乏说服力。

许球在奏折中也驳斥了弛禁的观点，认为“不禁其售买，即不能禁人之吸食”；一旦弛禁，结果一定是纹银偷漏愈多，“此必然之趋势也”。他主张禁烟的办法，应取“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奏折指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快蟹，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如是而内地庶可肃清”；对外国烟贩，应打击著名奸猾者，他举出了历年来进行鸦片走私的大贩子如：查顿、颠地、空文、单拏、化林治、马滑治、打打摆、葛吾等[13]务必将他们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门的趸船尽行回国，“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如依旧故我，“即概停互市，并将该国坐地夷人正法”。

许球对外国烟贩专以洋烟毒害中国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指出“彼国不食，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洋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认为外国船只“潜来各处内洋游弋”是为了“窥探虚实”，“另有奸谋”。这种戒备心态，不论许球是否已经看出外国殖民主义者正在酝酿武力侵华的阴谋，质之于当时英国朝野一批殖民者和鸦片贩子勾结、刺探中国情报的事实，确实不失为一针见血之论。可惜，当时中国的君臣们大多被鸦片问题所困惑，对许球的这一预见，并没有引起重视。

朱樽、许球两折上达后，同年十月初四日，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也上了一折。他从弛禁论的是非、利害上作了分析，认为其“戾于是非者有三，于利害者六”。所谓戾于是非者是：违祖制而背谕旨，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于利害者是：撤藩篱而饲虎狼，夺农功而耗本计，绝民命而伤元气，虚捍卫而起窥视，济奸民而通洋匪，狃目前而贻后患。分析得很有见地，措辞也很激烈。但他并不以帽子扣人，而是心平气和地指出：“平情而论，议开（禁）者非必怀不肖之意，而聊为苟且塞责，其弊遂至无穷；议禁者本力为久远之谋，而但求执法不移，于事即大有济”，指出只要封疆大吏坚持禁烟，“洁己奉公，忠诚体国”，必能雷厉风行，力清弊源，“虽不能尽挽浇风，较之公然弛禁，其是非利害，实有判若宵埌者”。[14]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既肯定了弛禁者同具忧国之心，又指出了他们畏难而退的错误，在伦理和逻辑上都具有感化与说服力。

据当时人记载，道光十五六年，京师士大夫中有一批力主严禁鸦片的人物，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部处级官员、负监察之责的言官和清议所在的翰林，又有赴京应试的公车。他们常在陶然亭聚会，针对鸦片问题发议论、赋诗词、写文章，倡导禁烟。“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15]形成了一股倡禁热，支配了京师的舆论。朱樽、许球、袁玉麟的奏折，既是时论推动下的产物，又进一步加热了禁烟思潮。道光皇帝在内有廷臣吁请，外有舆论支持下，重新坚定了禁烟态度。所以，自九月后，“鸦片弛禁之议已不行，疆臣奏复，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16]弛禁论不得不收敛，虽没有止息，却已不成气候。

这次论争后，一些原主弛禁的官员开始转变认识，如两广总督邓廷桢从弛禁变为倡禁。他从道光十七年春起，态度已与前不同，在广州屡颁谕帖禁烟，并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率令汛兵舟师，无分雨夜，加紧巡查禁阻……一遇走私匪艇，奋勇兜擒，解省严究”[17]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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