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这29份奏复中，无论是否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没有一份是反对禁烟、倡论弛禁的。这说明自从围绕许乃济弛禁折的讨论后，由于皇帝禁烟态度明确，已经没有人敢公然主张弛禁，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诚然，表面上主张禁烟、骨子里仍有畏难情绪、希望弛禁者总是有的，但谁也不愿意做“出头椽子”，拿官位与性命开自己的玩笑。所以，这一次皇帝要臣下直抒意见，反馈过来的却是“舆论一律”。大家都认为鸦片烟是非禁不可，只是怎么个禁法而已。就此而言，这次大讨论已不是什么禁与弛禁的论争，而是如何严禁问题上各种主张的交锋。

那些不同意黄爵滋以死论罪吸食的人，认为此法过于严峻，吸食者人数众多，不可胜诛，而且因吸食之罪而祸及子孙，不准若辈考试，不仅将其比为倡优隶卒、不合伦常，也不符合“罪人不孥”之意；至于连保之法，往往容易产生奸徒讹诈，吏胥骚扰的流弊，法愈重而发觉愈难，掩饬愈工，这也是一定的趋势（用时下的话说，就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是也[23]

他们认为在禁烟方法上，黄爵滋太注重于吸食一环，忽视了惩治兴贩和拔本塞源，显得轻重倒置，主次失宜。如山东巡抚经额布说：若没有兴贩者贩烟进口，则天下断无吸烟之人；非有兴贩者运银出洋，则天下即无漏银之事。若将吸食者拟以死罪而对兴贩仍转从轻典，不特轻重倒置，有失情法之平，且恐吸烟者众，诛不胜诛；兴贩者转得贩运如故，于禁烟及遏银外流仍无裨益。[24]山西巡抚申启贤则把兴贩称之为勾通外夷之汉奸，认为黄折重治吸食而置兴贩于不论，“是犹惩溃防决堤之水，不为塞其来源，而徒致力于杯勺，欲其流之涸也得乎[25]类似这方面的意见，几乎所有持反对论调的大员都有涉及，说明他们对黄折中存在的问题看法是很一致的。

不少人认为黄折只注意了遏流，而忽视了塞源。吉林将军祥康在奏复中称：国家设法定例已极严备而终不能断绝鸦片流入、白银流出，原因在于其来源未塞、其流毒未遏。因此，要禁绝吸食，首先得绝其来源，次在廓清流毒。他认为绝来源，要在改变原先以当地土著兵丁充当近洋守弁的成法。因为这些士兵往往久住本省，易于联络贿通，以巡查为虚文，是以在官查禁之人，即为包庇偷漏之人，如油泼火，势不能熄。为此，他建议调拨无海口邻省弁兵赴洋守口，每年换防一次，岁以为常，再配以督查武职大员失察赏罚办法，则来源可塞，吸者也无从购觅。廓流毒应着重对囤积包送者严惩。他认为鸦片之流行，始于囤积包送，继而有兴贩、有吸食甚至有开馆者。“其囤积包送，实为害首”，应将其与开馆例一样问绞。山西巡抚富呢扬阿也认为应“首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兴贩及开馆罪名以遏其流，再惩吸食之人以警其沉迷”[26]署直隶总督琦善在奏复中更认为：“天下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似当严拿囤贩，重法惩办，以绝根株”，若能“拔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27]

很显然，这些有关塞源的意见，已与往昔单纯注意外国鸦片贩子，动辄闭关绝市以断其源的做法有所不同，更多地从确切、可行方面考虑问题。这说明通过数十年来的禁烟，人们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即使是同意黄折意见的大员们，也对黄折提了不少补充意见。如色卜星额认为：“原折专重吸食，略于兴贩，自非拔本塞源之意。”他建议当前应“严拿趸贩之船，人赃务获，不分首从，立正典刑，海滨枭示，先为食烟者立此标榜，亦足以破奸回（民）之胆，而寒嗜好之心，庶治本不遗其末，清源亦节其流矣。”[28]钱保琛说：“原奏请严治吸食之罪，从重论死，此诚扼要之论。且予限一年，并非不教而诛，尤为宽严得当。抑臣更有请焉，今之吸食者，弊之流也，而兴贩者，弊之源也。若无兴贩，何由吸食？”他提出“今既请将吸食之犯，从重拟以死罪，自应一并将兴贩之犯，于开设烟馆绞罪上，加重问拟，似与情法两得其平。[29]桂良在奏复中认为黄折“实为切中时弊”，“今天下沉迷鸦片者多矣，非严刑峻法，必无以挽此颓风”。但他又对原奏所无者酌议十条建议，包括澳门同知在夷船到粤时应查明验收，责成水师官弁认真巡查纹银出洋鸦片入口，载汰广东快蟹，巡查广东沿海炮台附近洋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及伶仃洋面的鸦片趸，奖励查获出洋纹银的兵丁等等[30]陶澍也补充了八条办法，包括布施戒烟药、收缴烟土烟具、广泛进行劝谕戒烟宣传、责成保长查办鸦片不用邻佑互保等。[31]陈銮在肯定黄折所定办法基础上，建议朝廷对犯者应采取“由轻而重”逐步加增刑罚，以使天下“咸仰皇上衡情立法，并非不教而诛”[32]的至意。

所有的奏复，皇帝都亲自认真地细读过。他被将军督抚们全体一致的禁烟要求所感染，为烟毒害人之深、白银偷漏之重所震动。无论从作为一个圣君的期望，从继承祖宗未竟的宏愿，还是从大清江山的前途、从体察民生的要求考虑，都必须痛下决心、严厉禁烟。自这一年的六月起，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自己对禁烟的态度，他首先处分了吸食鸦片的王公贵胄，接着又对步军统领衙门所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处以革职，并将贩卖之人交刑部审讯，命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毋稍疏纵；各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33]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15日），皇帝接到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一份奏折，报告来天津的洋船夹带烟土、铺户代为囤销一事。奏折称来津洋船每年计一百数十只，均由广东福建商民雇驾，先在外洋向夷商转贩呢羽杂货及鸦片烟，然后由海路运至天津，凡山西、陕西等处商人到天津销货，都由当地铺户派人包送烟土。“当船只抵关，将烟土囤积店铺，竟敢白昼扛抬，多人护送。烟馆则随处皆有，烟具则陈列街前，积习成风，肆无顾忌。”皇帝第二天立颁上谕，命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上谕指出：“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若天津海口搜查净尽，京师转贩亦随之减少。命令琦善派委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究办，并根究党伙，杜绝来源，“毋得视为具文，致有不实不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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