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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御史台审讯一位官员杀人犯，情节属实。当时的御史台官员王随请求将此罪犯“脔割之”，也即凌迟处死。真宗说：“五刑自有常制，何必为此！”宰辅王旦也说：“王随执掌御史台审讯工作，抨击、弹劾官员，自有案例可循，现在这话，不是他应该说的。何况这个贼犯，一死已经到了极点了。”

帝国需要和气，以养成中原衣冠文明之邦。此例，再一次证明，文明，是一点点“养”成的，而不是“建”成的。

用人之道

有一位官赠左仆射的老臣宋白病逝，有司议论，上谥号为“文宪”。但有一个密奏得到真宗批准，传了出来。密奏说：宋白素无检操，不当获此谥。于是有司重新讨论，改为“文安”。

按古人谥法，“宪”，意思是“赏善罚恶，博闻多见，行善可纪”；而真宗和“密奏”者认为宋白不具有这个品行。作为盖棺论定的谥号，一般都在褒贬之际尽力向褒扬方向靠一点，以此来表示圣朝的宽大，以及对家属的安慰；但宋白个人品行与“行善可纪”似有距离。国家刑赏，乃是治理天下之重要权柄，更是推演共同体道义天下的制度性杠杆，因此，所有的文明邦国对死后评定的用词用语都格外讲究。

宋白在太祖时主持考试，接受了很多请托，因此他担心放榜时人心不平，就将名单先报给太祖，他的意思是，借助皇上的批示来压服那些可能的不服之人。但此事被赵匡胤一眼看穿，当即将其斥退，要他自己去处理。并告诉他：如果不公，就用他脑袋来平息众怒。最后宋白不得不公平处理。

宋白还曾到名臣何承矩家访问，正碰上宴会，席间有一位品行欠佳的进士赵庆，投在何承矩门下。他看到宋白与何承矩关系深厚，于是悄悄出来叩拜宋白，求他向何承矩推荐自己。后来何承矩果然重用了他。此事被士林不屑。

有个大臣王沔，生性苛刻，待人无诚信，口碑不佳，但官做得大。宋白就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王沔。虽然王沔后来被罢官，但宋白联姻王沔的事，却传播得人人皆知。

大宋建构“天下为公”的帝国，因此对于道义一节，极为看中。这与五代乱世中“事当务实”，全然不顾及个人操守的治国用人之道是完全不同的。魏晋时期的曹操曾多次下《求贤令》，大意说：治理天下不一定需要“廉士”，即使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不良品行，但富有才干之人，也可以重用；甚至即使像吴起那样，贪图官位，不惜杀妻自证，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的人，也可以重用。曹操认为：“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品行，而有品行之士未必能有进取之才。”所以曹操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在“品行”与“才干”的天平上，极力向“才干”方向倾斜。这就与大宋有了路径的不同。

大宋并非不重用有“才干”的“进取之士”，但在“进取之士”的“品行”欠佳时，则尽力做到控制使用，不使他担任足以影响共同体道义水平的重要职务。这种控制，是大宋君臣共识。

国家赔偿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在城西北修建玉清昭应宫，开封府上言：修筑配套工程“谢天地坛”时，占用民田十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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