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未遂变乱”。如果起事，就少不了一场“阴谋拥戴”中的“藩镇割据”之战。

秦嬴政之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到了汉代，有了“州牧”“刺史”，主要负责地方监察，而监察的范围大于一般郡县，略相当于“省”。这类临时派出职官，渐渐在地方做大，成为“藩镇”。从此中国有了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省”，并不是“省”）。但西周“封建制”影响深远，即使在“郡县制”行之有效之后，依旧有人在怀念“封建制”。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俨然一方“家国”；延及战国，“家国”之独立性凸显出来，再也没有了“宗主国”周王朝的限制，于是，分立的“独立国家”获取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权力快感。短暂的秦政过去之后，即使在楚汉相争之际，战国诸侯的后裔，还在梦想着试图恢复分立的“独立国家”天下。即使<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西汉</a>时代，也仍然有吴王刘濞式的人物试图“独立”。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迄于中华<a href=https:///tuijian/minguo/ target=_blank>民国</a>，那种拥有一方领地，称雄于诸侯，争霸于天下的权力分配模式，让传统政治强人梦想不断，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几乎很少有过割据的空白。

大宋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地方割据，在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成功”。宋代是经由理性治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最成功的王朝，甚至比进入现代国家管理的中华民国还要出色。

考中国史，藩镇割据，尤其是“成功”割据后“独立王国”性质的行政现实，是政治方向给予“民生”最重苦难的国家形态。藩镇割据，即意味着乱世、<a href=https:///tuijian/moshiwen/ target=_blank>末世</a>。而乱世政治，全无章法或规则，野蛮程度几乎近于丛林；末世伦理，全无道德或义理，堕落程度几乎近于禽兽。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藩镇割据下的历史事实。

这种“独立王国”梦想的诱人之处在于：公权力可以转化为私权力，因此可以将人性之私欲在权力保障下，得到尽可能的放纵，史称“作威作福”。在可能性这个条件演绎足够充分时，这种诱惑，很少有人能够拒绝。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功”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那一场生命的富贵梦，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真宗时代，做这类富贵梦的武夫悍卒，仍不乏其人。

历史的惯性一至于斯。

人性的贪戾一至于斯。

了解这类历史惯性、人性贪戾，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赵匡胤“陈桥兵变”中的无奈、机断与仁勇，以及天降大任后“逆取顺守”，恪守“天下为公”，以“民生”为重的圣贤理念和政治风格；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两宋王朝为了抑制藩镇割据，在外来侵略危机加重时，也断然不肯推演武力治国的苦衷；甚至，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岳飞、秦桧和宋高宗，理解他们共同演绎的民族悲剧。

我来说说真宗时代的几场“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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