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守正珍惜人才，就将王显的事迹上报，第二年，真宗就任命王显做了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并允许他“便宜从事”。而王显果然领导了一场真宗朝最重要的卫国战争——长城口之战。

战后，他“筑京观”一事，也可以看到他对契丹有足够估计，应该属于他战略性思考的一部分。

说他有“战略性思考”，也有佐证。

当初，他在西北做地方官时，西夏李继迁曾于太宗淳化、至道年间，两次“归附”大宋，但两次背叛大宋。当他“归附”大宋时，王显就表示对此人的不信任。他给太宗上书认为，虽然朝廷允许他“内附”也即“归附”大宋，但此人“狼子野心，未可深信”。必须继续谨守屯戍力量，加固边境城防，继续准备战略物资，遴选武勇人才，赋予守边责任，以此来提防李继迁的反复无常。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显已经将李继迁看透。

王小波、李顺之乱时，王显率先向太宗建议：兵贵神速，速期荡平。并且严格保密，不得令北方契丹知晓国家内乱。同时，他还发现，巴蜀物产殷富，派往征剿的将士很有可能在“骄怠”中“迟留顾恋”。对此，他提出建议：不要怕往来之劳累，尽快派出新的将士前往“更代”，轮流征剿。这样，既可以“均其劳逸”，也可以“免于迁延”。

王显并非恋栈之人。“关南之战”前，他再次被任命为枢密使，后又领河阳三城节度。他曾经提出“致仕”，也即退休，真宗不允。而这时傅潜正在做前线总司令。王显一方面包庇傅潜，一方面也在关心前线战事。当时有人提议真宗御驾亲征，并完成太宗一朝的未竟事业：收复燕蓟旧地。应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如果真宗接受这一意见，未来实在凶险莫测。而在双方势均力敌情况下，收复旧地的主张可能并不现实。于是，围绕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朝中出现了“主战”“主和”两大政治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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