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宋倾尽朝廷全力，由于道义方向的原因，不愿意穷兵黩武，不愿意做民间大众动员，不愿意“加赋”；也由于政策上的原因，不愿意崇尚武功，不愿意要边帅做大成为石敬瑭第二，不愿意天下再出现汉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噩梦；在面临凶悍的草原帝国时，除了强化防御、除了御驾亲征，似乎也没有更出色的“良策”。可以讲，终大宋三百年，没有“良策”。

这一次，真宗面对《河北东路图》，对辅臣们指点山川要害处说道：“契丹侵入，一直到滨州、棣州（皆位于今山东北部，宋时属于河北东路），让此地人农业损失很大。今冬如果他们再来，朕一定要北上邢州（今属河北邢台市）、洺州（今属河北永年县），再往北，一直驱逐他们出境，以此来安定生民，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吕蒙正等辅臣一致要求真宗不要御驾亲征，只需要精选将帅，要求他们完成战争成效，皇上车驾则不必北上。

真宗对辅臣们说：

“若此，卿等宜各画必然之策以闻。”

如果是这样，爱卿等人每人都规划一个万全必胜的意见给我看。

真宗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等一的头脑。在整个大宋历史上，真宗也是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想不出“必然之策”来，辅臣们也如此。

事实上，在此之前，真宗已经多次向朝臣们问询御敌“良策”，甚至还专门与吕蒙正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期待着这位当朝第一辅臣能有超一流头脑，琢磨一个“良策”出来。

史上记录了咸平五年（1002）开春，真宗在便殿与吕蒙正的一番话：“每岁防秋，全师聚于定州，此国家旧制也。若散屯士马，分路进讨，又恐兵力不一，难遏贼锋。去岁会兵列阵，逼近边陲，议者又称飞挽刍粟不易偕行。朕每遇将臣，未尝不与细论利害，然多是众所共知及已行之事，未有能出奇策者。国家甲兵之数，卿等具知。今已复春时，汲汲经营，至将来犹虑不及。中书、枢密院可各述所见，且今岁防边宜如何制置，条例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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