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官场“内耗”往往成本高昂，因此，“亲爱精诚”，成为历来史论家赞誉有加的政府风尚。因为如果不能“亲爱”，则必钩心斗角，断不能堂堂正正；不能“精诚”，则必颓唐萎靡，断不能共度时艰。

宋代史论家吕中就有一段漂亮的评论，他说：“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指太祖太宗两朝宰辅赵普）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同一部门做官）和衷之义，而齐贤反与李沆不叶（叶，通协，不叶，不协和），与寇准相倾，何邪？君子可以知相业之优劣矣。”

宰相职业自有优劣，名相张齐贤都很难做到“亲爱精诚”。

但毕士安做到了。

“修昔底德陷阱”

此前，投降契丹的宋将王继忠，因为被契丹信任，曾经有一次面见萧太后，对她提出了契丹与大宋和议的建设性意见。他说：“窃观大朝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

我看大朝（称契丹一朝）与南朝（称大宋一朝）作为仇敌打仗，每年征调车马，导致整个草原不安，实在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战争，利益在哪里。如果派遣一位使者，与南朝去讨论旧日的结盟，两朝和好，将士解甲归田，与民休息，岂不是更好？臣考虑为了大朝与南朝两国的利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王继忠这一番话，实实在在论，不单单是为了大宋的利益，也不单单是为了契丹的利益，而是为了两国，为了天下的利益。所以，他的议论一出，“澶渊之盟”就开始展露曙光，两国和议、结盟，这是一个逻辑起点。

有意味的是，就在王继忠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契丹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已经故去的契丹“战神”耶律休哥的儿子正在联系异己分子，有了谋叛的企图。结果事情泄露，谋逆失败。

但此事却深深地刺激了萧太后与耶律隆绪：草原帝国并不太平。此时萧太后年纪也渐老，不免有了厌战情绪。所以，王继忠的议论，深深打动了这个女政治家。史称“太后……颇然之”，太后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大宋这边则观测到天象有变，更加自警。真宗一面下诏“求直言”，一面大赦天下，并下诏蠲免五年以来各地的国税拖欠。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认为如此蠲免太多，恐怕“亏损国计”，但真宗说：“非理害民之事，朝廷决不可行。吝于出纳，固有司职也，要当使斯人实受上赐。”

违背天理而有害黎民的事，朝廷决不可做。财政出纳精打细算，当然是你们三司的职责，但要使我大宋之人实实在在地受到国家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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