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说真宗要“屈己为民”，真宗自己的说法则是“屈己安民”“屈节为天下苍生”。当初看望老臣曹彬时，真宗就讨论过这个话头，那时节，真宗一面准备“屈节”，一面强调：必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中原衣冠文明的纲领法度不能丢失，大宋社稷之义理尊严必须恪守，以此来求得国家长远利益。所以，真宗的“屈己”“屈意”“屈节”，与勃兰特的“屈膝”有相近处，那就是在感觉的敬畏中自我坎陷，在理性的谦卑中祈祷和平。

前朝的历史遗留问题，我，来承续。

希特勒纳粹的罪恶，也是日耳曼德国历史的一部分；石敬瑭割地的罪恶，也是华夏人中原历史的一部分；纳粹德国，不是“德国的外国”；石氏后晋，也不是“中原的番邦”。这种历史遗留，各有“天命”，后继者必须正视。

希特勒给欧洲人带来了战火，那是日耳曼德国的耻辱。欧洲人的绝地反击，绝对正确。勃兰特以及西德，愿意代替民族共忏悔。宋太宗给契丹人带来了战争，那是大宋朝中原的失误。契丹人的悲情反击，可以理解。宋真宗以及大宋，愿意代替父辈付代价。

西德的现有疆域，勃兰特必须维护；至于东德，那是“时为大”的故事。中原的现有疆域，宋真宗必须维护；至于北境，那是“时为大”的故事。

公元975年，宋太祖曾与契丹签署“雄州和议”，但到了公元979年，宋太宗将这个和议的盟约撕毁，有了两次“北伐”的记录。契丹人的悲情与愤怒，于是成为“国家性格”。真宗的“岁币”战略，事实上是对前朝政统的接续性解决方案——除了战争，“岁币”似乎是唯一解决方案。真宗不走太宗老路，尽管真宗时代的国家总体实力已经超迈太宗时代。真宗相信支付“岁币”可以成为一种替代也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方案。

真宗的“屈己”向契丹人付币，与勃兰特的“屈膝”向死难者祭奠一样，也“赋予了世界新的角度”：承认前朝遗留问题，推演止杀天道大义，降礼选择政治妥协，走向百年地缘和平。

在中国政治伦理中，和平，有多么重要，真宗就有多么重要。

《誓书》的失礼

现在，“澶渊之盟”，就差最后一个环节了：交换《誓书》。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