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与契丹自太平兴国四年初也即公元979年开始，到这时，经历了近二十六年战争。这一天是大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戊戌日，此时应该已经进入到公元1005年1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月，但在大宋君臣之间、将士民庶之间，却空前地热烈、欢欣。

皇上大驾要进城，“澶渊之役”取得如此成果，朝廷应该安排欢迎仪式。宰辅已经派龙图阁待制、大儒杜镐先从澶渊回京，安排“卤簿鼓吹”，也即车驾入城程序、兵卫甲盾仪仗、旗幡伞盖、乐舞导引等一系列规定性礼仪。但真宗忽然记起这一天是太宗皇帝的懿德皇太后符氏的忌日。按照另一种礼制规定：父母忌日，不可歌舞。虽然符氏已经死去多年，而且她也不是真宗的生母，但毕竟是“父皇”的皇后，此礼不可逾越。

于是真宗派出快马去告诉杜镐，不可安排欢迎仪式，撤掉“卤簿鼓吹”，不得“举乐”，也即不得有欢乐的乐奏。

杜镐认为：如此大事，岂可少了盛大仪式！于是援用历史典故，“驳回”真宗意见，他上书说：“昔日周武王在父亲周文王死后不久，征伐殷纣王。出征前，要有仪式，于是，车驾带着文王的灵牌，前歌后舞。孔子修《春秋》，不以‘家事’推辞‘王事’。现在大驾凯旋，乃是‘国事’也，用乐，于礼无嫌。”

真宗心稍动，又诏辅臣共议。

辅臣都认为杜镐言是，坚持要有凯旋仪式。

真宗听从了这些意见，于是，东京汴梁在一场盛大仪式中，迎回了中国的和平使者、终结了二十六年拉锯战的大宋皇帝真宗赵恒。

达成“澶渊之盟”，是大宋帝国文武官员和真宗皇帝共同演绎的政治硕果。这之中，李延渥的“瀛州之战”极大地消耗了契丹有生力量；李继隆则击毙契丹先锋大将萧挞凛，令契丹夺气；澶渊城北布阵，军容严整，令契丹使者韩杞一见心惊，这感觉传导到契丹营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耶律隆绪和萧太后，令草原帝国的领袖有了“畏宋”心理；王继忠身为“贰臣”，却不忘为故国奔走，直接作用了萧太后的“厌战”情绪，促成“和议”进入了议事日程；高琼在关键时刻“强迫”皇帝过河，振奋了大宋军民必胜信念；王继英领导枢密院军事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和议”的种种细节；毕士安则于幕后“深谋”，推举“能断大事”者走向前台，规划了战略大势，并于事后肯定“岁币”的合理性，深刻影响了君臣之心；但在这些之上，寇准则居于第一大功。

寇准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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