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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仅代表大宋并不傲慢，当然也不自轻。后来他出使的一套程序都被记录下来，成为大宋和契丹交往的一种模式制度，当时朝野对此以两个汉字评价：得体。

传统中国对“士行”也即士大夫的德行相当重视，在圣贤理念中，“士行”的第一标准不是“任重道远”，用孔子的话说，而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行己有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德行，它包括了恪守中道不使偏离中原价值观的选择与坚守，也包括了对邻邦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权利尊重，能够准确传导（不是传达）中原衣冠文明的礼仪精神。这些，孙仅都做到了。孔夫子如在世，当能首肯他的成就，赞一句：“可谓士矣。”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南北“和议”之后，还为士庶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悲欢离合故实。

大宋霸州官员得到契丹永清官员发来的牒文，说永清的部民李加兴，此前曾经用了两万钱赎买了一个契丹掳掠来的“战利品”——大宋的妇人阿杜，二人成为夫妻。“和议”之后，二人一同到霸州卖草席，被阿杜的前夫齐鸾发现，将阿杜抢走。永清官员要求霸州官员追捕阿杜，还给李加兴。霸州官员认为：阿杜本来就是齐鸾的妻子，现在很难追还。就行文用这个说法回应了永清官员。

显然，霸州官员是在“偏袒”齐鸾。此事对齐鸾而言，不为过；但对李加兴而言，则未免不公。霸州官员将处理意见整理为卷宗，报到朝廷，试图如是结案。但真宗批示说：“这是与契丹修好之前他们做的掠夺之事，不能算在修好之后的账上。但如果他们不再多话，就算了；如果再有求索，应该由我们官方拿出当初那两万赎钱来，还给李加兴。”

真宗的意思就是：给钱可以；但人不能给。

保州有一个中级武官名叫赵诲，他的儿子赵超早年曾经“陷寇”，即投降了契丹。“和议”后，赵超从草原跑回了中原家中。但赵诲担心儿子有诈，过去你投降，现在又回来，是不是来做奸细啊？他吃不准，又担心朝廷给他个“通敌”的罪名，于是，命部下亲兵将自己儿子送到京师，请求朝廷讯问处理。

真宗对这个案子，只有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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