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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道”渺茫，除了富有异秉的人物以外，富有清明理性的圣人都对此保持敬畏与距离。孔子言“敬鬼神而远之”，预表了人间儒学和圣贤君子面对“神道”以及“神道设教”的姿态。在政治叙事中，儒学尤其注意区隔“神道”与“人事”的界限， 在政治活动中，人，可以信仰，可以信神，可以猜度神意，可以指为神迹，但不能做神言、神行。

这种文化现象，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政教分离”。

至于“神灵附体”“神仙下凡”“神祇降世”诸如此类离开信仰的“神道”，在儒学和圣贤看来，就是“怪力乱神”。此境，孔子不信、不语；历代圣贤也不信、不语。

大宋帝国真宗皇帝对“神道设教”的理解，因为王钦若的一番话，开始误入歧途。他将无信仰的“怪力乱神”误以为就是“神道设教”，于是，为世间留下了一连串非理性笑柄。

已经有学者富有卓见地指出：宋代是近代化的开端。

我愿意补充的意见是，考诸世界近代化，可以发现，近代化事实上是一个法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律法呈现为诸领域之游戏规则，“程序正义”开始在建构中推演，在推演中建构；“政治不成熟”开始遭遇精英鄙视与反思；工业渐呈规模化；远程贸易之信用结算出现需要；地缘政治、殖民精神与民族自省交织为文化紧张；“国家目标”替代部落、族群目标，成为共同体之文化自觉；人文知识，出现考古倾向；渎神与信仰并存；以“复兴”或“疑古”为诉求，实现与远古的剥离或区隔；以问题意识与现实焦虑为特征，展开为“第二轴心时代”之自由气质与性格；国家利益、权力制衡、民生改善成为内部演绎中的方向，其中，民生为主要方向。

如此，共同体开始进入近代。

以此考察大宋，尤其是真宗一朝之后，很接近。说从真宗一朝开始，中国缓慢进入近代化，不算无根之谈。

这之中，“渎神与信仰并存”，意味着清明理性开始介入原教旨性质的信仰生态，并成为进入传统的新兴的心性力量。而真宗遭遇的正是如此。

“神道设教”亦有时，真宗所在的时代，是受过孔孟教诲一千五百年，早已习于“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的士大夫之天下，他那种讲述神赐“天书”，试图“设教”而影响天下的努力，早已是昨日黄花，不再合乎时宜。

“神道设教”是远古、上古、中古的事，不是近代化的事。

真宗试图自我作古，但他没有赶上那个适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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