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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曹州、济州的耆宿二千二百人，又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阙下，请求车驾临幸本州。真宗对这类“民意”不好多说，除了召见慰劳之外还有赏赐，但同时下诏，要各地州郡不要再组织此类活动到京。

但大典已经成为“国民行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类祭祀、神迹此起彼伏。京城宣化门外，有个军人病死，火葬后，发现他的骨殖仿佛一尊佛像模样，于是附近州郡很多人都来参拜施舍，史称“愚民竞趋视施财”。

龙图阁待制戚纶，应该是少数几位反对“封禅大典”也即反对“神道设教”的人物，但他感觉到人微言轻，无力中止这一场全宋疯癫，于是，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先肯定“天人感应”的神迹，再请求将年初以来出现的各类“祥符”摹写记录，刻于金石之上，藏到太庙里，另外用“副本”向天下诏告。然后，话题一转，提出他的忧虑：古今流俗之人都有托名国家“嘉瑞”神迹，而生出“幻惑”，继而生出“狂谋”的事例，一般都会“诈凭神灵，或伪形土木，妄陈符命，广述休祥”，欺诈世人说神灵附体，或假传山林神祇，狂妄宣称得到天神特权任命，到处宣扬吉兆祥瑞。这样，就会“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

戚纶的意思是：将这一场“神道设教”乱象尽力控制在官方范围内，尽力不要煽惑成一场全民动员活动。

真宗接纳了他这个意见。

从宣化门外的“骨殖-佛像”案开始，朝廷下诏开封府，要禁止这类事蔓延。

后来，更下诏说：“州县庶民假托神异，营建寺庙，远近奔集，这事很有惑众之疑，应该加以禁止。”

并诏令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所有的宅邸，不得以五彩作为装饰，禁用罗锦制作幡旗装饰品，不得用缣帛制作假花等等。

但“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远在陕西兴元府（今属汉中）的戍守将军，也开始积极响应真宗“神道设教”的国家运动，他没有钱，就克扣军饷以及种种军用经费，但他并不中饱私囊，而是将这笔钱全部用来购置锦绣“以状戎容”，让军容呈现雄壮面目，配合国家庆典。但士卒们不吃这一套，得不到应有的补给，于是相率“亡命为盗”。真宗一直到东封泰山大典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下诏不得盘剥部下，盛为军装。

后来更有濮州的举人名叫郭垂，认为东封大事，庶民应该有所表示，资助国家做大事。于是带头募捐，总462人，献菽粟两千石、草料四万束。消息报到京师，真宗说：“这个意思虽然值得嘉奖，但如果接受这份捐赠，诸州就会效法，都来进贡，那反而成为一种麻烦。”于是下令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给了郭垂他们优厚的报酬，并诏谕京东诸州之民庶，不要再做这事。

此事不可小觑。

民间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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