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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我”赵恒“受命于天”，对天而祈请的，是“佑民之道”。

这种真诚，了解真宗一朝种种故实，就知道并非虚言。

说到“受命于天”，安于百年激进思潮的人物往往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措辞，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在我看来，这类讲述或书写，乃是一个“天大的文明”。

《自由大宪章》第一句话就是：John，by the grace of God。这位约翰，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宗主，就认为他的权力恩典来自上帝。通常，by the grace of God这句话即翻译为“受命于天”。

事实上，美利坚的《独立宣言》虽然将主题指称由君王替换为人民，但《宣言》所引入的“超验维度”仍然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且认为人的权利乃是“造物”所赋予。

更早于《独立宣言》一百多年，奠定了“美国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那是百多位来自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在上岸之前为了寻求约束与自治，起草的宣誓文本。它也同样引入了“上帝”这个超验主体。《公约》的第一句话就说：In the name of God。通常，这句话被翻译为“以上帝的名义”。

在世界范围内搜索，会发现，自诩“受命于天”“天赋人权”“以上帝的名义”，开始讲述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文本，很多。这类讲述，就是“政治文明”。理解人间秩序的“超验性”前置，需要一点植根于人类心底，也即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冲动。抱持一点敬畏之心，抱持一点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感觉，甚至不必一定是多么深刻的认知，对这种“超验性”的肯认也会获得趋近它而不是背弃它的——能力。真诚说：谦卑，敬畏，对超验的肯认，是一种能力。在“无法无天”流行长久的时空，一些人渐渐失去了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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