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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告诉他：“石榴花也。”

他更惊讶：“这个地方有石榴啊？”

史称他“锐进专一如此”，一门心思想着能做一番大事业。

但我是没有看出这个故实与“九尾狐”有何瓜葛关联。

我也试图从野史记录上去搜寻他的“劣迹”，但发现的一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梦溪笔谈》《墨客挥犀》记录了他同一件事，说他博学书史，对礼制文献尤其熟悉。他在做太常卿职官时，有一次行仗的导驾走在了皇帝出行的黄土铺街的御道上，被有司制止。没有想到陈彭年很严肃地说：“自有典故。”我这走法是有典故有根据的。

有司一见，想想他的渊博，估计是有典故，于是不敢再问，放过去了。

这事是否有典有据不论，即使无典无据，此举也无非是大言欺世，强辩搪塞，不肯认错而已，距离“五鬼”“九尾狐”似还有距离。野史中很多皮里阳秋的指责，也不过是些猜测动机的诛心之论，不足为凭。

考陈彭年一生形迹，应该是三件事得到士林不满。

第一件事，陈彭年主持贡举制定科场条目。

这事对推动科举公正自不待言，但也有弊端，就是对士子腾达的“荐举”通道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寇准就是主张“荐举”人才重于科场考试的。王旦也有此类认识。他一生举荐人才不少，重要人才尤其不是科举能够得到的。因此，官员任命全赖科场，可能并非万全。事实上也不存在万全。在官员擢用方向上，各类制度都不过是“次优方案”。

但就像寇准当年与人争执一样，王旦也看不惯陈彭年的这类“文牍主义”。

有一次，陈彭年将拟定的《科场条目》呈给中书王旦审阅，王旦直接将文案丢在地上说：“翰林先生你做官才几天啊，就想要隔断天下进士吗？”

陈彭年心高气傲，但对王旦还是敬畏三分，吓得惶恐而退。

第二件事，陈彭年大力推进“神道设教”运动。

当时向敏中也在中书，有一次就拿出陈彭年的文案给王旦看，王旦居然闭上眼睛，拿出一张纸将这文案遮住，表示根本就不想看。向敏中请求当朝宰辅看一看，过过目，万一有可取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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