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知道后，就给了这个小弟弟一个职官右班殿直，到了仁宗时，到地方做了刺史，史称李国舅。此事，刘娥从中斡旋，很仗义。

李氏病重时，刘娥赶紧派遣太医前往诊治，并为了安慰李氏，再给她晋封为宸妃。李氏封妃后，病逝。刘娥甚至知道身后之事。在大臣的建议下，对李宸妃的葬仪做了足够规格的安排，遗体也做了特殊处理，李氏在棺椁中，穿的是皇后的服装。刘娥内心要对仁宗说一句话：我刘娥是对得起你的生母的。

她一生“宠爱”真宗皇帝，是真宗皇帝的情人、皇后、朋友、“监护人”。真宗病重时，她毫不吝惜地将宫阁中属于她的私人财产全部拿出来，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的宫观、佛寺，以及名山胜境去为爱人祈福。史称这样的活动“不可胜记”。为爱人祈福，动用私财不动用国帑，证明了她的虔诚，也可以因此而看出，她恪守大宋法条。所以真宗曾对大臣表彰自己的知音刘娥女史说：“皇后所行，造次不违规矩，朕无忧也。”

但她在真宗时代，更多地看到了帝国的“软肋”：帝国之长治久安，在宪政模式之前，君主制度之下，君王的个人品质，就是富有极大权重的砝码。刘娥的生命诉求，就是要为帝国“制造”一个“真宗第二”。她要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进入皇室之后的经验阅历，为帝国“复制”一个赵恒那样的君王，做一个够资格“奉天承运”的皇帝。

刘娥，在无子的隐秘痛苦中，以“秘密过继”的方式，为自己，事实上，也为赵恒和李氏，培育了一个有资格出任帝王的后嗣。那时节，太子一动一息，刘娥都要亲自调护，如果跟随真宗外出，一时离开小太子，也一定会派遣使者去询问详情。至于喂养看护的乳母、陪伴照应的小臣，她都要亲自挑选那种谨慎小心忠厚，宫中历练时间较长的人来担任。只要跟小太子在一起，就一早一晚很认真地教育他，培育他的“恭恪”也即恭敬、谨慎的习性。而“恭恪”，正是真宗赵恒的习性，事实上，也是优秀帝王的习性。

而她做的这一切，来源于她对真宗赵恒的爱和理解。

李迪理解不了这个襟怀阔达、长期受真宗影响的杰出女人。

王曾也不能理解。

丁谓也不能理解。

所以，当李迪试图“法办”刘娥时，真宗皇帝在短暂的懵懂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之后，他屡屡在儿子代理执政时，要臣辅们听从中宫皇后的意见。赵恒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一个懂得经营帝国的政治家，而且，很多见解远远超过当朝臣辅。其心性，更是很多男人们无法比拟的。多年的依恋和依赖，让真宗赵恒懂得，这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女人，不简单。

帝国储君尚幼，必须有人摄政；这个有能力摄政的人物，只能是刘娥。于是，赵恒与刘娥，在政治家责任伦理的推动下，共同上演了“借腹生子”的宫廷剧。其目的，就是要在臣辅一片反对声中，在艰难的“君臣博弈”中，将刘娥正式推上“皇后”的位置。

真宗追封的深意

有一个细节，可以窥见真宗对刘娥的爱。

大中祥符初，“泰山封禅”结束，真宗在返回汴梁之前，按照预先设计的行程，特意安排了到曲阜谒见文宣王孔夫子。泰安到曲阜，只有百余里路，几天后，十一月戊午日这一天，真宗一行到达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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