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即就有侍御史知杂事谢涛反对，他提出：“先帝东封西祀，所用仪礼器物那么多，但是还没有听说有所毁坏拆迁。且遗诏有‘务从俭薄’的说法。现在有司制作的陪葬冥器太过于侈大，以此来烦劳州县拆毁城门屋舍，不是先帝的意思。请下少府，根据道路城门状况，裁减一下规格。”

这个意见，太后不从。

她太爱赵恒了，要给一生中唯一爱着的男人一个尽力风光的葬礼。

这时，仁宗与太后都坐在阁子里，听到这里，仁宗说道：“城门卑者当毁之，民居不当毁也。”

小小宋仁宗，就在太后摄政的当口儿，提出了自己的第一条政治意见，预表了他的折中能力，以及民生理念。事实上，这也是太后亲自调教的结果。所以，当他的意见与太后有“冲突”时，太后还是理解了这个非亲生儿子的“岐嶷”之处，史称“太后以为然”。

乾兴元年（1022）冬十月己酉，葬真宗文明章圣元孝皇帝于永定陵。

“天书”在真宗的皇堂里。

王曾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时代——真宗“神道设教”时代。

但“春秋责备贤者”，此案也被王夫之所批评。

王夫之认为丁谓是个小人，这是“万世”都能认同的事，王曾骗丁谓，说要独自留下来与太后讨论自己侄子的过继问题，然后密陈丁谓的种种恶行，如“兴淫祀、营土木、陷寇准、擅除授、毒民病国、妒贤党奸”等大罪，如果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是王曾在恪守圣贤的“权道”，属于“不诡于正者”；但是王曾却编排了山陵改作、包藏祸心、令帝无后这类谎言，最后导致丁谓失败。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诈术，王曾读圣贤书，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正因为有王曾这样的恶例在先，所以后世纷纷效法，章惇、苏轼，交相指摘为“党人”，略有文字之小疵，就污蔑为大逆，很多大狱的兴起，毒流于士林，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王曾“计出于此，操心之险，贻害之深”，谁还能说大宋有“社稷臣”呢？这样的“君子”，不过是逞“气”而已，其“小人”，不过是施“毒”而已。逞“气”和施“毒”，又能相去多少呢？

那么，面对施“毒”的小人，君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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