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故实：丁谓曾经有言：“古今忠臣孝子事，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者。”这个记录出自王曾的《笔录》。王曾是丁谓同时代人，但他又是丁谓的“政敌”，那么，这个记录是否可靠呢？

就在这样弯弯绕般的史料记录中，回到现场的“重行推演”，因此就特别需要讲述者的倾向了。如果可以由我给丁谓一个评价，我倾向于这四个字：奸而不恶。

真宗的后稷事业

大宋帝国的真宗时代结束了。

真宗赵恒，他领导中国二十五年时间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影响中国深巨的是“澶渊之盟”。他为中国赢来百年和平，真实地做到了中原士庶“安居乐业”。

有意味的是，王夫之认为宋仁宗时代“有大德于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赐”的功勋是：“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分授民种”。

占城，略相当于今天的越南中南部，古称“象林邑”，简称“林邑”，唐时曾称为“环王国”，五代时又称“占城”。这里是水稻产区。

王夫之认为：占城稻播种较早，其时正与江南梅雨相当。引用这种稻谷，可以及时完成种植之功。过去周朝之有天下，就祭祀农业时代的“文化英雄”“后稷”，后稷当时是可以配享“天帝”的神祇。又在土地立社祭祀“后稷”。于是，中国享有农业养民的“万世之报”。

他认为宋仁宗在这方面可以与“后稷”相提并论，甚至超过“后稷”。如果后代有圣明君王起来，正道祭祀天地神祇，品论历来有功德的人物，宋仁宗就是。宋仁宗足以代替“后稷”而享有祭祀千秋。

王夫之感慨说：宋仁宗这么伟大的一项利民功德，“惜乎无与表章者”，可惜竟然没有人给予表彰！甚至史书说到此事，也往往“略记其事而不揄扬其美”，只是简略记载有这么个事件，但并不褒扬传播他的美德。这事，实在是“后王之过也”，是后来的王者之过失啊！

王夫之所论深得我心！

盖水稻早熟品种，于11世纪引进，在江南地区迅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大宋帝国之所以富裕程度甲天下，与早熟水稻品种之引进，关联甚大。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事业”。如国父孙文先生所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王夫之以圣贤理念为思想资源，以一个史论家的宏阔视野，看到大宋帝国的水稻引进之意义系统，我很赞赏钦佩。

但王夫之先生这里却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史上率先引进占城水稻的不是宋仁宗，而是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

历史记录如下——

大中祥符五年五月：

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令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仍出种法付转运使，揭榜谕民。其后又取种于玉宸殿，上与近臣同观，作歌毕和，又遣内侍持稻示百官于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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