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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陈寅恪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他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晚年的陈寅恪“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都丧失了，还有时时刻刻红卫兵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纯儒】

中国近现代文坛，能当“纯儒”两字的只有陈寅恪。陈先生一生只知治学，不愿为官，不关心政治，不参与党派之争；陈先生提携后进，但结党而不营私，从不搞门第之争；陈先生学贯中西，但始终以国学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学西学只为更好地研究国学；陈先生一生以传道授业为已任，眼盲、膑足，仍坚持上课，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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